“不良老年”沈昌文

　　一向风平浪静的《读书》杂志，不久前因为某媒体刊发“《读书》杂志酝酿换帅”的传言而突然进入公众视野，围绕着《读书》如何定位、小众学术化等问题引起新的争议和对峙。《读书》杂志为一代人提供了思想食粮，而曾任主编的沈昌文先生功不可没。

　　“万人迷”和“便衣神仙”

　　自嘲为“不良老年”的沈昌文先生，江湖人称“沈公”。老先生在出版界“厮混”了５０年，用他的话说，“不是小数了，蛮够吹吹的”。１９８０年调入三联至１９９６年退休，这５０年里倒有１６年在编《读书》。

　　老先生风趣机敏，活得潇洒，７６岁高龄打扮得像个２０岁的小青年，红Ｔ恤、八分裤，背只大大的双肩包。脖子上挂个Ｕ盘，耳朵上塞个耳机，连接ＭＰ３，骑一破旧“永久”，穿梭大街小巷，出入酒吧饭局，整日帮闲，贩卖资源，以荤面素底为幽默，招摇过市。

　　看着他笑得阳光灿烂，一览无遗，你不由得会想：这就是《读书》曾经的主编、三联书店的总经理吗？这就是出版界灵魂般的人物、读书界旗帜性的人物吗？这就是那个“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梦想”的可敬的思想始作俑者吗？这分明是一个超级卡通、超级好玩的老顽童的形象呢！

　　沈昌文为人隐忍周全，言辞放肆坦荡，态度质朴谦逊。“三联”编辑部的年轻编辑，私下里给他一个雅号：万人迷。还告密说，沈公的女朋友可多了！他不但迷倒了１７岁到７０岁的女性，就连男人都很迷他呢。这说的是沈公的性格和待人接物的态度。忽然想，这天上的神仙，要是穿了便装来到世间，也就是沈公这副笑嘻嘻、宠辱不惊的样子吧。

　　上海小学徒

　　这是一个好玩的人，而他经历的，是一个并不好玩的时代。

　　１９３１年，沈昌文出生于宁波。父亲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子弟，沉湎于鸦片，家产败光，债台高筑。他去世的时候，祖母母亲收拾了细软，祖母抱着姐姐，母亲抱着３岁的沈昌文连夜出逃，从此在上海飘摇不定。

　　１３岁，他进入上海的首饰作坊“银楼”当学徒。

　　学徒要抱孩子、买菜、做饭、做手艺活。“我当时抱着老板３岁的女儿，后来我走的时候１９岁，她９岁，老板就要把她许给我——那时宁波人很讲究这个，把特别年轻的女孩子许给人家。后来这位小姐一直在上海，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去上海，经常和朋友一起去看她”。

　　沈公天生乖巧知趣，深得老板和顾客的欢心。而他生性爱读书，用给一个工厂老板做假账赚来的钱做了学费，抽着空儿，前后念了十几个补习学校，学过会计、英语、世界语、无线电等，最后一个学校是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１９５１年初人民出版社来上海招考校对员。沈昌文便来到了北京。他懂得一些俄语，翻译了一些苏联出版专业的书，领导认为，“这样的人才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不但被留下来，而且在１９５４年从一名校对提拔为社长秘书。“我的命运就全部改变了”。

　　《读书》１０年

　　１９７９年４月，《读书》创刊。聚集了当时一代一流知识分子被压抑的才学和能量。“读书无禁区”，这样的理念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

　　“从上世纪７０年代到９０年代，《读书》恰恰伴随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是我们这一代人精神上的营养。”雷颐说。《读书》后来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引领，确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是１９８０年三四月份过去的，那时候《读书》已经创刊好几期。刚去的时候，主编是陈原，副主编是史枚。两个实际主事的都是非党员，组织上要派一个党员过来，做三联书店编辑部的主任，就是我，而我又是这两个非党员的徒弟，所以我心里有数。

　　我对两位老人家很尊敬，弟子之礼甚恭。史枚是一个十分耿直的知识分子，而我可以‘稳住’他，也可以调解内部人员的矛盾，这就是‘和稀泥’。后来史枚去世，１９８１年我担任了《读书》的副主编，实际上就是当家了。”

　　陈原告诉沈昌文：以文会友。“要和作者推心置腹地聊天，最重要的是要装着什么都不懂”。

　　沈昌文后来才有所领悟：“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三万到十三四万），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

　　１９８６年主事《读书》后，他的方针是：“自由主义的、左的，我都发表。”他要广开言路，达成“通识”，为知识分子创造一个精神家园。他最怕的是不允许各种观点并存。世界太复杂了，兼容并蓄，才是完满。

　　“我非常欣赏现在一个词，说这个人不是知识分子，是知道分子，我觉得真是说我了，我倒是都知道，可我不是知识分子”。

　　他不主张只把《读书》变成一个学术刊物，主张用“外行”来做编辑，不大赞成请学者来编《读书》，因为后者一定会有倾向问题。

　　“宽容。”沈公屡次提到这个词。他理应有着切肤之痛。过去历次运动，他是出版社里负责向上头做检查的人。他多次表示自己十分幸运，或者是，精于检查之道，以至于每次都有惊无险，顺利通过。说到这里沈公总是要笑，眼睛都眯起来了，好比一个得了糖果吃的小孩一样得意非凡，而里面五味俱全：有庆幸，有快乐，有酸楚，有自嘲。

　　“做编辑工作当然要有自己的眼光，但是更要有‘手段’。对社会上的不公正，如果不能直接批评，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材料用各种曲折的手段，用马克思的语言去批评存在的现实。这可能是我可取之处，也是我的不可取之处”。

　　黄集伟曾经评论沈昌文的《阁楼人语》：他恁多“抱怨”或“表扬”竟一一演变为一个思想经营者的“市场”策略：貌似嬉皮笑脸，但内藏诚恳；确乎玩世不恭，可其实行端坐正，谨严不苟。沈公的“雅痞风致”与“慧眼仁心”其实互为表里，相互牵动。

　　他的门径似乎是“外圆内方”。过去中国出版界、思想界斗争之复杂和尖锐，我们今日恐怕还是不能想象。沈公生性豁达乐观，恐怕也有难言之隐，无法陈述。他说话带着诙谐，自有他的放肆，也有他的知趣、雅痞之风，大概是话中还有话，只怕是有心的人，才可以彻底明白。

　　摘自《中国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