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有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意思是说，文章影响久远、关系重大，而写得好与不好作者是心知肚明的。文章写得好与不好，既取决于文章的思想内容，也与其文风有莫大的关系。“文章”的“章”字从“音”从“十”，从音乐会意而来的“文章”一词原本就有文风方面的规定性。只有读来如音乐般清新悦耳、优美动听的文字，方配得上“文章”二字。

文风看似事小，实则是一个人的精神徽章。徽章是佩戴于身上的人的身份、职业等的标志，而作为人的精神徽章，文风则是为文者的心性、人品、精神风貌、思维方式乃至人生观、价值观的综合表征。鲁迅的文章语言犀利，用词典雅，字句凝练，长于辩理，尖刻而不失幽默，喜怒哀骂中透着诙谐和风趣，被人形容为“如铁笔画在岩壁上，生硬以外，还夹着丝丝尖厉的声音，使人牙根发酸，或头顶发火”，反映了鲁迅本人的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毛泽东的文章气势磅礴，说理深入浅出，语言生动活泼，用典妙趣横生，充满辛辣的讽刺和轻松的幽默，是通俗与典雅、朴实与浪漫的完美结合，展现了一代伟人的胸襟、气魄和独特个性。正因如此，所以人们常说“文如其人”、“阅其文，乃知其人”。

文风不仅是为文者个人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而且与社会风气联系紧密，甚至与国运兴衰息息相关。从历史上看，大凡国运上升时期，文风一般都表现出清新质朴、刚毅稳健的特点；而每当统治者穷奢极欲、腐化堕落之际，文风也往往沾染淫巧侈丽、浮华轻艳的习气。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倘若某个国家的风尚变得躁动，并堕落为享乐，那就意味着言辞很快会沾上这种优柔寡断、娘娘腔的习气。”对此，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也都有深刻认识。唐宋时期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和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都既是文风改革运动，也是力图通过革除文风积弊而提振国运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他在讨伐“党八股”时，给它列了八大罪状，说它到处害人、流毒全党、祸国殃民。

环顾时下中国学界，文风问题实不宜乐观。一方面，用汉字写洋文几成一种时尚。有些人著书撰文，总喜欢模仿西方学者的话语体系和言说方式，这其实是鲁迅先生早已批判过的那种洋八股。这类用汉字写的洋文，就好比是中国人的厨房里烹制出来的西餐，它们难以成为中国人的可口食品，更不可能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另一方面，故弄玄虚、故作高深、刻意生造概念和诘屈聱牙的语词的也大有人在。有人把今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称为“辞藻的盛宴”和“概念的竞技场”，它所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以艰深文浅陋、以华丽饰虚假、以奇僻之字盖思想平庸的不良文风。今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完成自己肩负的使命，要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革除这些文风积弊，就必须自觉养成清新、质朴的文风。

汪信砚：《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