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晚报记者 祁京

　　□摄影：晚报记者 吴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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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政军、葛锐、樊雪舜，在几年之前，这三位被称为“郑州打假三剑客”的职业打假人是消费者眼中的英雄，活跃在商场、报纸、镜头前。而今，这个群体正在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受到重视。从１９９７年全国打假群英会过后，民间职业打假活动，在历经１０年高潮后，现在似乎正在归于沉寂。

　　４年之前，我们曾对“郑州打假三剑客”进行了报道，４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在又一个３·１５来临的时候，我们再次走近他们。

　　归宿与意义

　　职业打假人的失落，或许是中国法制进步的一个侧影

　　“当初王海们带给手无寸铁的中国消费者的，绝对是一剂令人兴奋和躁动的强心针。”《成都晚报》的一位记者这样说，“现在看来，出现在上世纪末的这场群体性兴奋，实在是凸显了法律的沉默和苍白。”

　　针对职业打假人面临的尴尬，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石英说，在假货泛滥的情况下，职业打假人应运而生，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他说，职业打假人在一定阶段具有进步意义，但如果长期发展下去，则会走向尴尬。

　　石英说，职业打假人如果将打假作为一项终身职业，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打假过程中谋取利益，然而，判断其行为正当与否的标准，则是在具体的方式和方法上：是奖励还是敲诈，我国法律对这两者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使得职业打假人的行为就像是在打“擦边球”，如果稍有不慎，就会面临风险。

　　杨红梅指出，当初职业打假人的出现，就是因为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打假应该是国家拨款支持的执法部门的职责，法律同时赋予公民的有举报权，现在等于个人承担了执法部门的一部分任务”，完全依靠执法部门不能达到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的目的，随之就出现了打假公司和职业打假个人，投诉渠道不畅通，投诉之后未得到及时处理也是出现职业打假的原因之一。

　　杨红梅认为，法院之所以会在审理职业打假人案件的时候出现不同的判决，“根本上是因为我们是大陆法系，在没有判例法支撑的情况下，法官的自由量裁很大，为了稳妥起见，会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不支持职业打假人。”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从制度上寻找突破口，给予职业打假人一定的位置。

　　而河南大学一位长期研究行政法的教师则指出，在经济层面的职业打假必然萎缩。这是因为，职业打假人最终的问题都将汇集在公权利层面上，而公权庞大，则对职业打假人的个人权利造成了侵害。而公益诉讼受关注，则反映了人们对于制度层面改革的深入要求。“这说明，中国的改革已经从单纯的经济改革，进入了政治改革层面。”他说，“这也是温总理要提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要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所在。”

　　按照这种说法，则职业打假人的起伏和这个国家的变化紧密相连。１０年前，这个国家把这些平凡的人推向了人生的高峰，因为需要英雄。１０年之后，当这个国家在通往民主与法制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继续向前的时候，人们或许会发现，刚刚踏过的那级已经不再会回望的台阶，正是由这些打假人所构成的。

　　１０年来的频繁活动，使得曾经为这种正义的维权行为拍手称快的人们变得麻木。对于更多的老百姓来说，现在的职业打假者和卖假商家的官司纠缠已经同维护他们的利益关系不大。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打假者看重更多的是如何靠这种方式往自己的腰包里捞银子。而这一点，已经成为公众质疑职业打假人的最重要一点。

　　职业打假人到底能通过打假赚多少钱，按照葛锐的说法，他投入的１０多万全部能够收回，而刘政军则说，他比较懒，只挣了１０多万，“他们那些勤快的，有的能挣上百万。”这样的收益，显然对于一向视打假为社会正义的公众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市民张向为在知道了职业打假人的收入之后表示，他不能接受职业打假人以消费者的名义谋利。

　　这也让商家对职业打假人有了正当的抵触理由，丹尼斯百货徐琪说：“我们绝对欢迎他们到我们这里打假，但是如果是恶意的打假，以赚钱为目的的，我们就很难接受。”而永乐生活电器总经理常城，则干脆用“赖”来形容这些职业打假人，他认为，职业打假人根本不是真正的消费者，对于净化经济环境几乎没有多大作用。

　　职业打假人尴尬的身份使得他们正在逐渐远离主流环境。省消协投诉与法律事务部主任李汉生认为，随着市场监管越来越严格，市场正在逐步净化，消费者和经营者的维权意识都普遍得到了提高。“最终，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职业打假人将会消失。”

　　“道德是社会这个游乐场里的游戏规则，道德优势最直接的影响范围就是日常话语权的归属。”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宁这样分析职业打假人的困局，“当社会正义这一道德需求，因为职业打假人的个人目的受到削弱的时候，职业打假人的话语权也就被逐渐蚕食了。”

　　杨红梅，河南财经学院法学院行政法学教师，她指出，与职业打假的沉默相对应的是，公益诉讼正在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其实是公众追求纯粹社会正义的表现。“但是，我认为大家应该公平地看待二者，不能简单地用是否追求个人利益来衡量。”

　　显然，公众期待职业打假人“全心全意为消费者服务”，不拿厂商的“一针一线”。然而，在这样的道德期许下，我们应该思考，这是否高估了这些人的道德水准？这些人的收入从哪里来？权益如何保护？这些不可预期的盲点，似乎是职业打假人尴尬的根本原因。

　　尴尬与争议

　　职业打假人的道德优势正在逐渐失去

　　归隐与坚持

　　曾经的“三剑客”只有葛锐还在专职打假

　　樊雪舜又一次失手了，３月１３日早晨，当他来到新通桥旁的中原电器行，正准备购买一款问题耳机的时候，他被人认了出来。“不卖了，我们店里所有的耳机都不卖。”面对樊雪舜，年轻的女店员斩钉截铁地说。

　　出师不利的老樊很快就找到了新的目标，在中原电器行旁边的超市里，他发现了几袋有问题的新郑大枣。手里捧着两袋问题大枣，老樊的表情如同一只终于挖到了梦寐以求的萝卜的狡猾的兔子，“咱这眼睛，随便看一眼就能发现假货。”不过，老樊准备过几天再收拾这堆假货，“我是有工作的人，只能用业余时间来打假。”

　　“我工作太忙了，太忙了。”就在几天之前，保卫科长刘政军眼睛不断在电脑前游离着，这位曾经参加过全国打假群英会的职业打假人已经选择了归隐，“早上８点多便开始工作，下班回家，陪妻子孩子看看电视聊聊天，尽享天伦之乐。”这是媒体对他现状的描述，“兼职的健美教练我已经辞掉了，只是有时间去活动活动。”至于打假，“毕竟自己学了很多知识，只要有朋友找到我，我还是义不容辞的。”在刘政军的话语中，似乎有一种表面平庸下的不甘心。

　　只剩下原本就没有正式工作的葛锐，还在坚持着职业打假。不过，他已经选择了退居幕后。如今，更愿意以律师名义出面的葛锐，最爱提及的是自己如何运用法律知识，一次次地从工人路口的交巡警眼皮底下，骑着郊县牌照摩托车穿梭自如的故事。“其实如果我早跟人家学做生意，现在可能已经身家百万。”葛锐说。

　　对于后进的年轻人的一些做法，葛锐最不能接受，“我从来不与法官、工商部门拉关系，因为我知道，一旦你与他们关系密切，你就很难再进行打假。但现在的年轻人不这样觉得，他们觉得关系好了好办事。但关系一般了他们得公事公办，关系好了他们反而会劝阻你不让你干，我给他们说不清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