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审判时的高铁钢。（资料图片） 　　忧虑的家长。 　　在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之前，有关庭审的消息是限制在小范围之内的。 　　（资料图片）

　　按照高父的说法，高铁钢“维权”的行为一度受到家人劝阻，因为“毕竟是小老百姓”，要“适可而止”，但为高的倔强性格所不容。在事件已经上升到一定程度后，高的旧有关系网络已经无力干预，他开始寻找可以利用的更为强大的力量。随着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维权人物”高铁钢身上的色彩，发生了巨大变化。

　　□晚报记者 游晓鹏 宋振科 文／图

    高铁钢的“社会资源”

　　根据朋友们的说法，高铁钢很讲义气，在三门峡一带，他就有“七八个结拜兄弟”。

　　这种说法使高的身份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更多色彩。一位曾与高铁钢一起去过北京的灵宝人士回忆说，高铁钢的朋友，有做大生意的，但多数是做官的，在高出事后，这些人却没有能力帮上忙，原因是“职位还太小”。

　　另外一些与高关系密切的人士，则有着更为直接的社会背景。事实上，与高一起被起诉的贺红星，出事前一直无业，以替人要账为生，因为高铁钢的债务关系较多，出事前就一直跟着高，而一度被称为高的“马仔”。

　　根据三门峡市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贺红星在１９９８年９月因故意伤害罪被三门峡湖滨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２００１年因寻衅滋事被公安局拘留。２００３年取保候审后在逃，２００５年９月，先于高铁钢１２天被警方重新控制。

　　另一位与高一同在２０００年身陷“狗黑”失踪案的江某（目前失踪）是高的结拜兄弟之一，案发时开有洗头城，并雇用“有黑道色彩的狗黑”帮忙。狗黑失踪后，高铁钢曾对警方解释，狗黑因喝多了酒，与江某因公司装修雇用工人问题发生矛盾，高铁钢还自告奋勇充当中间人调停，二人重归于好。

　　案发前，这些人物大致代表了高铁钢的生活圈子。今年３月１３日三门峡市中院一审判决显示，江某、贺红星等人，成了高铁钢“完成”抢劫、敲诈勒索与行贿的棋子，而在具体过程中，马仔、坐台小姐则成了他可供随意驱使的“社会资源”。

　　“高有这些资源，缘自他的经历。他之前进去过一次，在看守所认识的贺红星；他还开过玩具厂、酒店，也在洗头城帮过忙，自然熟识那些卖淫女。”高铁钢的一位朋友说。

　　在高家人看来，高铁钢有这样的“社会资源”并非他们所愿。高的父亲是三门峡水利部门的一位老工程师，上世纪７０年代随单位从东北援建项目而来。如果不是因为儿子在几年前被超期羁押的事，高父对大儿子的事一度不管不问。打从小时候起，脾气倔强的高铁钢与弟弟性格对比鲜明，在学业上“屡负家望”，造成父子关系一度不融洽。

　　而高铁钢在国企短暂的从业后就在本地经商，多次更换生意，也与知识分子背景的家庭格格不入，让高父“一直不太操心他的事”。

　　“他不是一张白纸”

　　“他绝不是一张白纸。”４月５日，三门峡中级人民法院一位办案人员对记者说。

　　按照他的解释，高铁钢之前就有过数次收审经历，“是有案底的人”，因此不难理解为何“维权人物”以涉嫌抢劫、利用坐台小姐敲诈勒索、行贿等罪名被捕。

　　３月１３日，三门峡市中院判决书中提及，１９９８年９月２日，高铁钢就因侵占罪被湖滨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宣告缓期二年（１９９７年１２月被刑事拘留、同月被逮捕，１９９８年９月２日释放）。有关当事人回忆，大专毕业后高铁钢在一个变电所工作，那段时间，其利用职务，以低于国家价格向附近中小企业私自售电，收款自据。

　　“那时候很多变电所都那样干，并不是他一个人。”高的一位亲属解释说，高的做法，是“可以被理解的”。

　　但高被抓后，其心理受到影响，国企员工的身份也就此被中断。不久，高不顾家人反对，办起了玩具厂，生产一种“百变魔圈”的简单玩具，不过连同随后从湖北买进大量多功能电热水器以及贩煤的经历，都归于失败。其后，欠下债务的高一度在江某开的洗头城帮忙，坊间还有一种说法是合股。

　　２０００年６月，高经过调查，在灵宝县城投资一座海鲜酒楼，“生意不错，日营业额达到六七千”，但一个月后即因“狗黑案”被警方控制，开始其长达６７７天的被羁押历程。

　　高的从商经历也在曲折与挫败中画上了句号。但在高家人看来，最后一次酒楼投资“原本该是其做生意的转折点”，尽管对儿子的诸多行为不理解，高家尽力给予了资金支持，高的一位叔叔一次就借给了高５０万元。

　　酒店在高被拘４天后即被迫关门，由于无人看管，多数电器丢失，而高家就此欠下亲朋近百万元的债务。这也是高家在高铁钢被释放、获得国家赔偿后仍然坚持要求获得酒店投资成本部分赔偿的原因。

　　２００４年，有关部门最终撤销故意杀人一案决定书。有关办案人员的私下谈话中，“狗黑案”虽然证据不足，但“并不代表高铁钢就没有杀人”，“如果证人当时看见床下的不是裹着的被单，而是尸体就好了”。高的更多赔偿要求，也一直未被理睬。一位法官对记者说：“这种情况法律并未规定要赔偿间接损失”。

　　让高铁钢最终成为新闻人物的不回头路就此开始。从２００２年开始，高的生活重心全面转向“向上面讨说法”，即使在２００４年获得有关部门给其总计３．７万元国家赔偿金后，这种方向仍然没有改变。

　　那些非常规的手段

　　按照高父的说法，高铁钢“维权”的行为一度受到家人劝阻，因为“毕竟是小老百姓”，要“适可而止”，但为高的倔强性格所不容。在事件已经上升到一定程度后，高的旧有关系网络已经无力干预，他开始寻找可以利用的更为强大的力量。２００２年前后，高在无意中注意到另一块可以利用的资源——新闻报道。高的重心，遂由“过激的维权行为”，转向寻找利用媒体“为自己鸣冤”。

　　一位在高铁钢尚未获得国家赔偿之前就与其接触过的三门峡记者说，高那时整天就忙着跟媒体联系，希望自己的冤情获得报道，但在本地困难很大，高的目标遂转向省会直至更高。

　　“哪个行业都有潜规则，高也知道。”高铁钢的一位朋友说。于是，“找钱”、“要债”成为高生活的另一重心，以便为前者提供资金支持。

　　一审判决书显示，２００２年八九月，高铁钢给某电视台记者送去现金共１．４万元；２００４年，高为某法制报记者送去现金２万元。在涉嫌抢劫张某笔记本电脑的条目中，高说，其为时任某法制类杂志的记者张某支付了房租等费用。高的朋友解释说，这是为了让张某联系媒体发表有关高的报道。

　　很快，相关记者刊发或播出了有关“狗黑案”以及高被超期羁押的事实，高成为新闻人物，吸引了国内众多知名媒体关注，高被媒体称做“维权人物”。

　　“没有新闻舆论，高的维权行为肯定没有结果。”时至今日，高的朋友对其走媒体路线仍不反对。

　　高铁钢人很聪明，很有心计。在入狱的时候，就请狱友给自己写证词，“身上哪里有伤什么的”。在给记者送钱时，他也不忘留下相关单据、通话录音等，并且有自己的账本。而这，恰恰被法院认定是其犯有行贿罪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