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月１０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被执行死刑，成为近年来我国第四名被判处死刑的副部级以上官员。郑筱萸一审被判处死刑的消息公布后，公众普遍认为，法院依法作出这一判决显示了我国惩治腐败的决心，郑筱萸是罪当其罚、咎由自取。

　　但也有人提出，郑筱萸受贿的金额比此前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一些腐败官员少，而且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始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对死刑判决进行严格的复核，为什么郑筱萸还会被判处死刑。针对这些疑问，记者近日专访了我国刑法学界的３位权威专家。

　　以受贿罪判死刑，符合刑法规定

　　郑筱萸此次是因受贿罪被判处死刑。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秉志教授说，根据我国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受贿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上且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郑筱萸受贿数额达６４９万余元，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亦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因而法院依法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昌说，近年来一些罪犯比郑筱萸受贿金额多，之所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是因为他们有自首、立功或者重大立功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而郑筱萸未被认定有这样的情节。

　　职责特殊、危害巨大，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铭暄说，对受贿犯罪是否判处死刑，金额只是一个方面，不能单纯看金额。郑筱萸的案件应该说是“情节特别严重”。

　　赵秉志教授认为，受贿罪的情节特别严重，是指在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的基础上，因受贿行为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利益造成的危害与影响的程度极其严重。这也是受贿罪的危害明显不同于贪污罪的一个关键点。郑筱萸身居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岗位，出于贪欲多次收受了巨额贿赂，不仅严重侵害公务员的职务廉洁性，而且置国家和人民的重要利益于不顾，为有关涉药企业牟取利益，导致国家对药品的监管失控，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并严重损害了国家药监机关的公信力，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社会危害广泛而深远，显然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虽有退赃和坦白情节，但不足以从轻量刑

　　高铭暄教授认为，量刑要遵从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本案中郑筱萸受贿数额巨大，他到案后，只是坦白了很小一部分事实，虽然也退还和追缴了所有赃款，但是退赃、坦白都不是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从整个案件来看，他不具备“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

　　马克昌教授说，量刑时既要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又要考虑刑事责任的大小。退还部分赃款、坦白部分事实是酌定从轻处罚情节，是否足以从轻，因案件的严重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案件特别严重的，则不足以从轻。

　　赵秉志教授说，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程度是由罪中、罪前、罪后各个环节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综合决定的。一、二审法院的判决和裁定之所以没有因退赃、坦白等情节，而对郑筱萸从宽量刑，我理解是因为综合全案看其犯罪情节和危害太严重了，郑筱萸犯罪后在被追诉过程中的这些酌定从宽因素无法降低本案的极其严重的危害程度。

　　判处死刑，不是对限制、减少死刑的否定

　　赵秉志教授说，限制、减少死刑并逐步废止死刑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对刑事法治进步的要求，但我国有关的死刑立法、司法改革措施需要逐步展开，需要结合社会的发展状况并考虑国情民意。在我国刑法目前对严重腐败犯罪配置有死刑的情况下，对于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且情节特别严重的重大腐败犯罪之罪犯依法判处死刑包括立即执行，这并不是对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否定，而恰恰是严格了死刑的适用标准。

　　新华评论

　　决不允许

　　腐败分子

　　有藏身之地

　　“郑筱萸被判死刑！”

　　一审消息一经公布，便成为各大新闻媒体、网站的热点话题。公众纷纷留言表示支持，对于药监系统出现的问题，郑筱萸难辞其咎。

　　一位网友在人民网留言：领导干部、党政官员如果丧失了信念，任凭私欲、贪欲膨胀，其手中的公权力必将沦为“私利工具”，其本人也终将走上“不归路”。

　　“郑案的审理，寓国家反贪决心、坚持适用法律平等原则和遵循法治规则于一体。”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教授认为，这显示了国家以法治手段惩治与防范贪污、受贿犯罪的决心和理念。“即使对位高权重的高级干部，一样严惩不贷。”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中央强调，要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依照党纪国法，坚决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

　　郑筱萸案又一次向全党全社会警示：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

　　本版据新华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