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其设计、决断、建造过程涉事与闻者有限。

　　天安门广场规划是中国人做的，还是苏联人做的？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究竟出自谁人之手？亲历人陶宗震先生讲述了鲜为人知的故事。

　　天安门广场的部分尺度是经毛主席确定的

　　对天安门前的广场进行整体规划设计的工作，很早就提上了日程。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的苏联专家阿谢夫等协助下，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建筑师周志良等人于１９５７年先后拟出过１０余个规划方案和模型，但始终未能定案。我分析，规划方案始终定不下来，关键在于广场建筑内容的不确定，所以当时谁做也是这个结果。

　　１９５８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期间，议定为庆贺共和国１０周年盛典，要在北京兴建一些时代纪念碑式的建筑。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原国家建委城建总局局长万里，在长安大戏院作了“国庆工程”设计征稿的动员报告。被列入“国庆工程”的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万人大会堂(后由毛泽东亲自定名为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等建筑，均在天安门广场上。所以，广场整体规划设计与建筑方案的设计同时进行。至此，广场规划设计才具有了实效性。

　　我恰在这时调入了北京市规划管理局，直接参与了天安门广场的整体规划设计工作。整个“国庆工程”及广场规划工作是在周恩来总理、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等中央领导直接关注下，在北京市委刘仁、万里，市首都规划委员会及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的佟铮、冯佩之、李正冠、沈勃等具体领导者层层负责下进行的。广场规划设计以及“国庆工程”应征方案汇集后，向上汇报，向下传达领导指示，都由市规划管理局技术室主任赵冬日、总图室副主任沈其负责。

　　规划设计的具体内容主要是根据中央、市、局等领导的要求，划定广场红线；广场红线内的道路、绿化、市政设施以及路面、灯具等的布置、布局和设计由我负责。直接向我布置规划设计任务的是沈其。她交代：天安门广场红线宽度为５００米(即长安左门至长安右门的距离)，广场的深度为８００余米(比例约为５∶８，与“黄金比率”几近相合)，人民大会堂北墙与对面中山公园南墙间红线为１８０米。后来我得知有些尺度是经毛主席确定的，所以，广场规划几经变异，但红线始终没动，红线内的总面积为４０余公顷。

　　一天，佟铮带来一位指挥过节日游行检阅的解放军军官辛毅。辛毅对天安门广场规划提了三点要求：一、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要求无轨无线；二、要考虑路面经得起６０吨坦克的行驶；三、道路及广场要求“一块板”，以便于游行集会。

　　按上述要求，西单、六部口之间的古建筑双塔、经过天安门的有轨电车轨道要拆掉，今后也不设无轨电车。长安街不设架空线路，原来架空的线路改走地下，因此，规划建设了北京第一条地下管线走廊。许多年以后，我才得知这些要求的提出还有一重考虑，就是为了战备需要，紧急时刻能在长安街上起降飞机。

　　确保人民大会堂不压缩面积

　　在我参与方案设计前的许多方案，都严格地受到预定的建筑面积不得超出５００００平方米（后增至７００００平方米）的限制，所有方案拟制人员都感到在如此狭蹙的范围里做文章，确实与国家最高规格的大会堂不相适应，但打破７００００平方米限制的呼吁一直未被正式允准。因此可以说，在前７轮的方案设计和遴选中，设计者们是在戴着镣铐跳舞。

　　本来，由于面积限制，几乎所有参与方案设计的建筑师，都是将大宴会厅安排在一层的。但外交部礼宾司的人认为：这样设计的宴会厅，贵宾入席没有回旋余地，没有休息场所，必须马上登堂入室，对号入座，类似大灶食堂，没有国宴气氛，有损国家尊严。因此，周恩来指示增加迎宾厅，周围设衣帽间，中间建大型扶梯通向二楼宴会厅，于是，宴会厅由一层升至二层。

　　我的设计方案里，中央大厅被堂堂正正地摆在东西、南北两条轴线的交叉点上，位居正中且导向性非常明确，这还是为了充分体现人民大会堂的性格特征和周总理的指示，但也导致了面积的膨胀。

　　由于原有的面积限制被大大突破，佟铮在得知数据后，随即找我，问：“面积超得太多，能否压缩？”

　　我考虑了一下说：“可以压缩一些，但压不了多少，主要是按周总理宴会厅前要有‘缓冲’的要求，增加了迎宾厅。因为宴会厅增加了许多面积，人大常委办公楼部分的体量和面积必须相应扩展，以求两者间的对称和均衡。如果要强压面积，那么总的布局都需要重新考虑。”

　　佟铮听了以后，没有说什么，转身走了。他边走边自言自语：“能压就坏了……”我后来猜测，佟铮当时的意思是要能随便压缩的话，方案就不完整了。所以，最终宁可将国家剧院、科技馆等项目暂停，以求确保人民大会堂方案不压缩面积。

　　

　　中央领导尊重设计师的意见

　　周恩来总理曾对万人礼堂的形状提出过个人倾向性的意见，说要做成类似马蹄的“卵形”。所以在大多数应选方案的平面图中，万人礼堂都被设计成接近马蹄或鸡蛋的椭圆形。

　　但在对“卵形”礼堂作具体分析时，我发现一个容纳万人的礼堂，如若采用椭圆形或圆形的话，最远的视距将拉长到八九十米，最后一排的人看主席台要作近百米的眺望。

　　为了将最远视距缩短，使礼堂有较佳的视听效果，经过反复画图和比较，我觉得只有把礼堂做成扇形最合适，最远视距可控制在６０米之内，而且只需做两层深挑台。最后，扇形万人礼堂方案被肯定了下来，这也说明中央领导对建筑师们的意见是十分尊重的。

　　（摘自《历史学家茶座》总第５辑，陶宗震口述，王凡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