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重庆市财政局相关人士介绍，１９９５年《国家赔偿法》施行以来，重庆市级财政一直没有把国家赔偿费用纳入预算。不是重庆“不守法”，而是申请核拨赔偿费用的国家机关太少，金额也很小，没必要专门做预算；也不是国家机关“太守法”，以致国家赔偿案件很少。实际上，很多赔偿费用已经发生，只不过没有到财政“报账”，而是通过单位出钱甚至私人掏钱的方式“私了”了。

　　国家赔偿多“私了”的怪现状在昆明、沈阳、武汉等大中城市普遍存在。既然“私了”如此盛行，就不能再单纯地对某个地方或某个部门进行个案分析，而必须考察其立法上、制度上乃至赔偿理念上的根源。

　　在立法根源上，《国家赔偿法》尚未将赔偿责任主体和赔偿义务主体划分清楚。财政拨款支持国家赔偿，却并不是国家赔偿的终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当然不能由财政来埋单，多数情况下，违法行为人依法理应被追偿，以挽回国家的损失。这样一来，对于某些违法机关或某些违法行为人来说，与其事后被追偿，还不如事先自己掏腰包算了。另一方面，国家赔偿之后，往往伴随着行政责任追究，甚至是刑事责任追究。向财政申请赔偿经费，事实上等同于在向政府申请责任追究。

　　所以，国家赔偿多“私了”的根源，在于国家赔偿的先行赔偿与责任追究之间，存在着一些难以调和的冲突。《国家赔偿法》１２年的实践再一次证明，在法治领域，道德自觉是靠不住的。据《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