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满大街的美容美发店、水疗馆花样翻新地推出了减肥服务，电线杆子上、建筑物上红红绿绿地贴满了最新减肥手段。让人觉得这个城市人人都有太多的脂肪，个个肥得流油。在这种人体减肥比商品减价还多的氛围中，常常勾起我对“瓜菜代主食、以菜充饥”的回忆。

　　瓜菜代，是一个专有名词——以瓜菜代粮食。在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１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郑州的城市居民每月二两肉、半斤豆腐、两块豆腐乳，每天二两菜，居民每月２４斤粮食，干部２６斤，工人平均３６斤的“低标准、瓜菜代”的日子里，没有多余的脂肪。６０万郑州人，没人说减肥，个个饥肠辘辘，人人面带菜色，却激情满怀地投入到“全民种菜”的运动中，以“菜代主食”。今日的减肥人中也不乏昔日的种菜人。那时以菜代主食是为果腹，现在以菜代主食是为苗条。

　　“全民种菜运动”是自上而下的。１９６０年２月，中共中央发文号召“全民种菜”，并强调指出“只种了蔬菜还不够，还要大种特种瓜菜以代主食”。当年７月９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低标准，瓜菜代”，要求“城市利用小片土地，开荒种菜补不足”。当月１０日，郑州市领导提出，要有当年赶走日本鬼子的精神，种菜“寸土必争，寸土不让”。

　　那时的郑州，“南下”是现在的冯庄即南郊，“北上”过了郑纺机医院即有郊区界石，“东进”到燕庄，“西去”至自来水厂的市区划面积５０多平方公里。在这样的区域内，种菜首选之地是人民公园、碧沙岗公园、紫荆山公园，将公园里的闲花野草清除。另外，在西郊工业区各厂矿企业的围墙外、贯通郑州东西长约８公里的金水大道两侧种菜。其次，在机关、学校种菜。大、中、小学校，除运动场、教室，其余能种的地方全种上，就连不足尺宽线状地块也要撒上菜籽儿。

　　那时没有花园式工厂和学校，却有菜园子工厂和学校。本市市委南院的７层大楼两侧种菜、楼后种的是小麦，北院基建下马改为菜田。现在的郑州防空兵指挥学院即当年的郑州炮校内，教室、宿舍一片菜绿，校门两侧绿菜一片。郑州所有工矿企业家属院的房前屋后，全部种菜，不留空白和死角。菜的品种是产量高、成熟快的“大路菜”——叶菜、根大菜、油菜、水萝卜、雪里蕻。１９６０年，郑州开荒自种蔬菜面积达９８９１０亩，而房前屋后的小片菜地种植的蔬菜面积竟有２２０４１亩。那是一段艰苦困难，却又充满自豪感、激情满怀的日子。绿是生命啊！

　　当时种菜不是农村包围城市，而是城市向农村辐射。第一举措是压缩城市人口的１／１０，即把近６０万人压缩出１０万人支援农业第一线，这１０万人中的“精英”约７０３７人专门到第一线——蔬菜生产前线去，在这批人中又抽调出４０名县级以上干部到郊区组建１０个国营菜场。其中，党员干部充当郊区的贾寨、苏屯、东赵、常砦等１０个国营菜场的干部。

　　现在，郑州已是拥有近３００万人口、２１２平方公里的大都会了，各种超市和菜市场供应成百上千种食品，四季鲜蔬充足，但人们在大都会的“丰衣足食”的日子里，却是浮躁、不满足，那是缺了一种奋进的、昂扬的人生精神支撑。

　　我当年下放到贾寨国营菜场，任生产队副队长，与正队长贾三妞、农学院的郭淑慧老师一起带领２０多名青年包种５亩地的土豆、西红柿、黄瓜，还有产量较高的根大菜。黄瓜、番茄下来了，要用架子车徒步１０多里运到指定的市区蔬菜交易所。夏天，又热又饿又渴，虽然没像瓦西里因运粮而饿昏的高风亮节，但运菜的我们从未吃过一根黄瓜、一个番茄。当我们大汗淋漓地到了蔬菜交易所时，第一件事就是抱着自来水管喝个够。那时正上映《列宁在１９１８》，我们坚信：困难会过去，“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民以食为天，蔬菜占半边。“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郑州人每天供菜二两逐步改成为半斤和１斤。到了１９６２年下半年，北方各省会城市仍然凭票供应居民每天二两、半斤蔬菜时，郑州的蔬菜已敞开供应了。

　　“全民种菜”一串菜的数字，串起了那时的郑州人，串起了绿色的郑州城。那是６０万民众构建的巨大的“菜篮子工程”，它是郑州人心灵的、也是身体的“工程”。这个“工程”已结结实实地嵌入那一代人的生命中了。作者为河南省作协会员、郑州古都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