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会现场

　　国内首部作家电影《我叫刘跃进》原本确定１１月底在郑州上映，现在推迟，而锁定贺岁档。昨日，同名小说率先与观众见面，电影编剧刘震云、导演马俪文和主演秦海璐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说的最多的词是拧巴，我就是想把生活中拧巴了的理儿给拧巴回来，把骨头缝里拧巴的理儿也给拧巴回来。如果不找一个途径校正我自己，我很可能就步了崔永元的后尘。”刘震云称要不是“刘跃进”自己很可能得抑郁症。晚报记者 梁晨

　　对话刘震云

　　冯小刚现在更像知识分子

　　记者：你在《手机》里也“触过电”，有什么感受？

　　刘震云：我是一个特别爱惜自己羽毛的人，我对影视一窍不通，把作品改成影视是我和朋友们完成的。这就像家里有个萝卜，一直是生拌吃，突然有人说可以炸丸子，就这样做了。导演说我长得太难看了，出来打个哈欠就行了，哈欠特别不好打，在镜头前嘴张不开，我才知道上了导演的当。

　　记者：为什么说商业对文学的支持是文学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刘震云：中国作家的书能卖到１万本以上的人，不会超过１０个人。我和许多作者不同，我不是专业作家，专业作家有工资，我没有。专业作家职业在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存在：中国和朝鲜。一个鞋匠拿工资很荒唐，而作家拿工资却很正常。

　　记者：你与马俪文合作出于什么考虑？你是不是以小说为河南人正名？

　　刘震云：我在影视界认识的导演就局限于冯老师和马老师，小刚和俪文非常不同，他们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一个爱说村东头的事，一个爱说村西头的事；一个爱撵狗，一个爱打鸡。我不是要替河南人正名，因为他们不用正名。我吃过河南人的亏，我不是吃亏在土壤和血液上，而是吃亏在说话上。他们爱开玩笑，话在不同的气氛、场合、语境中就变味了。

　　记者：听说冯小刚的计划想拍《温故１９４２》，你们有约定吗？

　　刘震云：有过。他拍《集结号》时在东北的飞机上对我说起过，可能在奥运会后合作。这也是喜剧，不是悲剧，最大的震撼不是三百万人死了，而是三百万人死后我们对事件的态度。

　　记者：严守一和刘跃进分别是什么样的人？

　　刘震云：严守一是往形而上的方向走了走，写每一个人嘴对心的背叛，说对想的背叛；刘跃进是写他周围四五十个人心与心之间的拧巴，是生活的理与理的拧巴，如果拧不回来，我就快成崔永元了，得抑郁症了。

　　记者：说说您跟冯小刚的关系？

　　刘震云：我们认识都快２０年了，现在他是个快５０岁的中年人了，我说如果在旧社会，冯导在农村就是一个头上扎着蓝布手巾的冯老汉，而现在他系着围巾，说话就更像是知识分子了，我们以后一定还会合作。

　　《我叫刘跃进》被认为是一个“羊吃狼”的颠覆性寓言，刘跃进极精明，买葱买蒜都有算计，说过假话，占过小便宜，但不干杀人放火的事。如果把人分成羊和狼，他无疑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是一头羊。“刘跃进这头无辜的羊，意外闯入狼群。羊找羊不稀奇，狼找狼也不稀奇，因为一个偶然，羊在找狼，狼在找羊，找亲人都没有这么急切，一波一折，都没有这么激动和撕心裂肺，就变得越来越有意思。”刘震云说。

　　“别人四十不惑，我过了四十，惑倒越来越多。”刘震云表示，他不是对刘跃进这个人感兴趣，而是对刘跃进的思维逻辑感兴趣，“单写丢包和找包的故事，我写上三天就没兴趣了。过去说的是人和事，这回说说事的理儿。”

　　作为中国首部作家电影的原著者，刘震云表示商业、名利都不是坏字眼。他认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商业途径体现的，无论《史记》《红楼梦》，还是《莎士比亚全集》，一部小说写完被改编成电影，这就是将作品呈现给大众的一条渠道而已。“投拍电影纯属一种偶然，就是跟着韩三平和马俪文上路。”刘震云说，“我首先遇到的不是这件事，而是一个人。这个人是搞电影的，看了我的作品对我说，这事咱俩会心了。从我的朋友们身上，从两种文体之间，我学到很多东西。跟着朋友到另一个山头，再打量自己原来的山，原来也有许多毛病。”

　　刘震云说，如果想看热闹，就去看电影；如果看更丰富的幽默，应该看小说。“两种文体之间，有把可能变成可能的，也有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