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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５年９月２日，在厦门大学的一间会议室里，来自世界各地的近１５０名学者对科举制与科举学的是非功过进行了激烈辩论。厦门大学的刘海峰教授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在呼吁重新认识和评价科举制的学者中，他无疑是声音最响亮的一位，刘海峰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人对于科举制的误解太深了。

　　科举是一个在中国已经废止了１００年的制度，却被西方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持续了１３００年的科举制，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它究竟是怎样的制度，当今的人们又该如何评价它的是非功过呢？

　　科举的形成 得益于隋炀帝杨广

　　用考试选拔人才这一制度最早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但科举制在中国最终难逃被废弃的命运。那么，消逝了１００多年的科举制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每年夏天，中国的每座城市都会出现这样的景象：成千上万的学生拥入考场，接下来的３天考试，将决定谁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很多人喜欢用高考来类比科举。实际上，这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桩事儿——高考只是为了获取高等教育的入场券，而科举却是古代中国选拔官员的制度，考试是获得权力的通行证。

　　当时，只要通过了一定层次的考试，就能获得整个社会的承认，进而被委任官职。特别是对那些本来家境不好的人来说，就意味着自己和整个家族从此摆脱贫困，走向飞黄腾达的道路。

　　３０００多年前，中国逐步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的集权国家，如何治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如何选拔官员和人才，成为历代帝王最为操心和头疼的事情。除世袭之外，用得最多的方法就是举荐。

　　无论是世袭还是举荐，公正性总是不能令人信服。直到公元７世纪初，中国历史上选拔官员的一场革命性变革终于出现了，而推动这场变革的人，却是在中国历史上名声并不好的隋炀帝杨广。

　　刘海峰介绍说，现在对科举起源的年代还是有些争论，但越来越多的人比较认可应该以进士科的创办作为起始的年份，也就是隋炀帝大业元年。

　　所谓科举，就是分科取士。考试科目有常科和制科之分，常科就是规定时间里举行的固定科目的考试；制科是皇帝临时设考的科目，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科举制度重才学而不重门第，把读书、科考和做官统一起来，由于它基本上是一种公开、公正的竞争激励机制，所以在一开始，不但起到了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作用，同时也为读书人奋发学习提供了一种巨大的驱动力。虽说隋代的科举还只是雏形，学生参加考试要受出身门庭、官员举荐等限制，但它的创建还是大大削弱了官僚贵族世袭的特权。

　　科举的确立 朱元璋功不可没

　　到唐代时，唐太宗李世民取消了考试资格的限制，为普通百姓敞开了科举的大门；而在科举的公平性方面，作出重大改革的则是宋朝。

　　有人认为唐代的强盛，科举制是功不可没的。但是，科举制在唐代也仅仅只是确立，还有待规范，所以当时真正受重视的是皇帝临时设立的“制科”。

　　一些才子因为不对考官的口味而不得志，韩愈就多次在“制科”中失利，一连考了４次才得到认可。

　　而杜牧的经历则让人啼笑皆非：当时杜牧将他的新作送给考官过目，考官看过后觉得诗写得相当好，可却对杜牧说“你送来的比较迟了，前３名呢，都已经有人了，那你只能委屈第四名吧”。

　　考试还没开始，名次早被预定，这样一来，考前说客盈门、行贿受贿的现象屡禁不止，公正性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了。

　　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宋朝作出了重大改革。宋太宗开始实行“糊名制度”。糊名，就是要把卷首考生的姓名、籍贯等部分封住或裁去，考官也就无从知道自己笔下的卷子究竟是谁的。

　　不过即使如此，还是有漏洞：古人用毛笔写字，每人的字迹都有较明显的特征，考官可以通过辨认字迹来猜测考生的身份。

　　怎样才能防范这一漏洞呢？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将考生的考卷重新誊录。因为考生的卷子是黑色的，称为墨卷，为了区别，就找人用红笔来重新抄一遍，称为朱卷，考官则只能见到朱卷。

　　为了防止主考官舞弊，宋太宗又规定，主考官在考前实行封闭，只要一接到任命，立即进考场隔离，连家人也不许见，这叫“入闱”。入闱一般要一个多月，直到考试放榜后才能解除。

　　科举制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了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进一步提升了科举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之后，逐步形成了州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的格局，考试的组织、形式更加完善和严密了。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虽然是个大老粗，但对科举制情有独钟，在他登基的第１５个年头，将科举考试规则作为一项国策确立下来。从此，中国的科举制度基本形成了规范化的模式，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

　　府学胡同是北京一条不起眼的胡同，胡同里有所小学，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所看起来很平常的小学却有着近６００年的历史。１４２１年，明朝皇帝在这里建成了顺天府的直属学校。从此，科举考试就与学校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当时要参加科举考试，就必须通过学校，取得一定的学生资格。最初等的考试就是县学的录取考试。在这个学校里考试很严格，有月考、季考、岁考，这种方法我们现在还在沿用，就是所谓的学分制。

　　１６岁是童生，８０多岁的也是童生，就像清代一部著名讽刺小说《儒林外史》里有一个叫周进的老先生，当年５０多岁了，考了不知多少次，秀才也没考取，还是个老童生。

　　童生院试及格，名义上就成为国家学校的生员，通常称为“秀才”，也叫“相公”。中了秀才，才算是进入了主流社会。这种人在当时还不能为官，但即使是这样，比如说到了大堂之上，他可以不向县太爷磕头下跪，在平常老百姓眼中他们是很受人尊重的一批人。

　　南京是明朝初年的都城，这里的江南贡院占地达数万平方米，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贡院。在清代，中国的状元有一半以上是从这个考场里走出来的。著名的才子郑板桥也曾坐在这里答卷。

　　当年，这里仅号舍就有２０６４４间，还不包括司考官员办公住宿的用房。号舍是一排排的矮屋（图①），矮屋隔成一个个狭窄的小间，按天、地、玄、黄等顺序来编号。

　　江南乡试每３年一次，每一次要考３场，每一场是３天，共计是９天７夜，考生都在号舍里度过。号舍非常小，相当于一顶轿子大，这样小的一个地方，白天考试、晚上睡觉都要在这里度过，考试时一层隔板放在上边，晚上睡觉时抽下来，人只能蜷曲着身体睡觉，非常艰苦。

　　这些极为简陋的号舍完全敞开，前不遮阳后不挡风，和囚室差不了多少。更不可思议的是，考生吃喝拉撒都要在号巷里。

　　在号巷的尽头有一间粪号，这间粪号里放着一只粪桶，谁去上厕所不能说话，只能用牌子来表示，牌子正反两面都有字，一面写着“入静”，另一面写着“出恭”。

　　会考在当时是国家大事。为了保证考试的顺利进行，考试一开始，号院就会上锁，叫“锁院”，一锁就是３天。无论发生多大的事情，都不能开锁。

　　江南贡院在清代时就发生过火灾，而且烧死了考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都不能打开号巷，因为如果把锁打开，就影响到整个考试，进而也影响到全国３年１次的科举，问题会非常严重。

　　科举的趣事 作弊方法多种多样

　　上海嘉定中国科举博物馆是中国第一个以科举为主题的博物馆。然而，在博物馆中最珍贵的文物却是一件衣服……

　　粗看起来，这不过是一件古人穿的普通麻质坎肩（图②），但细看，这些纹理并不是麻线的痕迹，而是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小字。原来，这是当年一个考生用来作弊的工具。

　　博物馆的导游介绍说，过去作弊的方式多种多样，最开始，考生无非是将一些作弊的东西往衣服里藏，往鞋帽里塞，发展到后来就是将衣服鞋帽做成夹层，将作弊的纸条往夹层里藏，甚至有的考生会将文章写到衣服上，因此就有了这件麻布坎肩夹带。

　　在博物馆里有本难得一见的科考作弊书籍。它仅有一个火柴盒那么大（图③），然而里面却包括了整个四书的内容和注释。如果将一只完整的蚂蚁放在上面，可以压住８个字。

　　让人意外的是，这本作弊的小书居然是制版印刷出来的，文字清晰规整，装订也十分考究。也就是说，当年已经有出版书商专门从事作弊行业，可见作弊的盛行。

　　不过，对付作弊的办法也是五花八门的。

　　明远楼曾是江南贡院的中心，它建得很高，就是用来监视考生的。

　　官府对作弊的查禁相当严厉，处罚也很重。被查出的考生一辈子不可以再做官，还要被捆绑在贡院门前的木柱上示众。

　　如果官员参与舞弊，那么家产全都抄没入公。罪行严重的甚至可能被砍头，就算罪行一般，也要被撤职罢官，流放边疆。

　　八股文的出现 源自朱元璋的愤怒

　　说到科举，人们就会自然地联想到八股文。其实，在明代以前，科举并不考八股文，八股文的出现与朱元璋的愤怒有关。

　　据说一个叫儒太素的官员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万言书，结果朱元璋读了４个小时也没读到正题，失去耐心的他忍无可忍，就命令金甲武士把儒太素打上１００大板。

　　朱元璋觉得问题出在文章的形式上，于是他命令手下寻找一种简洁明了的文体，来规范公文写作，于是八股文出现了。八股文要求考生在写作时，用比拟、排比或对偶的手法形成一节文字，而且整篇文章必须有八股这样的文字，所以被称之为“八股文”。

　　八股文对字数也有明确规定，不能多也不能少。明代以３００字为限，清初要求写够４５０字，后来又逐步增加，乾隆以后增到７００字。

　　八股文取士形成后，许多应试者终其一生都在学习。

　　今天的人们对科举制还有一个误解，以为明清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就是八股文。实际上，明清的各级科举考试都要考三场。第一场是八股文，是从四书五经里边选择材料来出题；第二场考的是官场应用文，分两种，一种是上下往来的公文，一种是根据提供案例来撰写司法判文；第三场考策问，会涉及很具体的国计民生问题，要求考生给出对策和办法。

　　“学而优则仕”的目标确实刺激了更多普通人去读书求学，就连三尺儿童都会以不识字为耻辱。与１８世纪之前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的识字率是最高的，教育事业也是最发达的。

　　但是，由于教育是被牢牢绑在科举战车上的，为了通过科举考试，年轻人被迫学习考试内容，而忽略了其他知识和能力。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正是由于科举制和教育的结合，导致了科举制的弊端越来越大。

　　专家认为，这恐怕不是科举制本身的问题，而是在那个时代人们进入社会上层的渠道太狭窄，所以天下读书人把大量的青春、心血和时间，都集中在科举上。这种弊端到中国近代表现得尤其突出。

　　２００６年，在韩国首尔举行了一个庄重的仪式。在昔日皇宫的明政殿前，几百人身着朝鲜民族服装，再现了当年科举的盛况。

　　公元１０世纪，朝鲜、日本和越南等一些周边国家相继引入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其中朝鲜半岛更是不间断地将这一制度延续了９００年之久。今天的韩国人正是通过这种纪念活动，来表达他们对科举的尊重和反思。（本文未完，下转Ｃ０５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