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于上世纪８０年代的“鸡窝楼”。 　　晚报记者 张翼飞 图 　　郑州一棉公司（原郑州国棉一厂）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职工住宅楼。晚报记者 张翼飞 图

　　抱着儿子住进了“妈妈楼”

　　我结婚那年赶上纺织厂住房空前紧张，夫妻俩同在本厂上班也很难分到一间小房。结婚跟没结婚差不多，男女仍然各住各的单身宿舍。当时这种情况很普遍，谁也不会因此表示不满。

　　厂领导也很同情我们这些苦命鸳鸯，特别照顾我们每月免费到厂招待所同居两个晚上。那时候的年轻人思想很不开放，不好意思公开去过“礼拜六”，往往两三个月也难圆一回春梦。

　　就这也不影响我儿子在１９６６年降临人间。妻子产假期满后便抱着儿子住进了“妈妈楼”。

　　所谓“妈妈楼”是在一间２０平方米的屋子里铺设４张大床，一个母亲占据一个床位。４户人家共居一室，只准母亲和婴儿居住，父亲不能随便入内。即使是白天父亲想要进屋看看孩子，也得先喊“报告”，得到所有母亲的许可后方可进屋。

　　直到儿子两周岁时厂里才分配给我们一间简易住房。９平方米一个房间，３家共用一个不足６平方米的厨房。一张大床一个书桌便塞满了９平方米的空间。尽管小了点但毕竟有了私人空间。我给它起了个雅号叫“温馨方舟”，因为小屋成正方形。

　　在这９平方米的“方舟”里一住就是１０余年。１９７４年小儿子呱呱坠地，四口之家更显得拥挤不堪。

　　80年代我们搬进“鸡窝楼”

　　到了１９８０年，厂里建成一批三层红楼。为节省用料红楼盖得很低矮，房形外观萎缩，没有一点楼的气派，工人们给它起了个绰号——“鸡窝楼”。

　　“鸡窝楼”每个单元为一间半，实用面积２１平方米。单火，明走廊，两家共用一个厕所。

　　我有幸分得三楼的一个单元，搬家时心情激动，特意请来几位好友共贺乔迁之喜。酒席中间朋友还即兴赋诗一首。诗曰：“恭贺仁兄又乔迁，离却方舟天地宽。有朝一日重抖擞，飞出鸡窝冲云天！”

　　我和妻子住在７平方米的小屋里，两个小伙子进驻１２平方米的大房间。开始置买些家具，家的情调日渐浓郁。

　　１９８５年大儿子参加工作３年后结婚成家单位分给他一间住房。大房间归小儿子一人拥有。我拍着小家伙的头对他说：“你小小年纪便有了如此宽敞的安乐窝，以后娶妻生子都不用犯愁了。”他傻笑不语，脸上写满优越感。

　　搬出“鸡窝”乔迁新居

　　１９９１年小儿子接了我的班，这时候厂里开始试行集资建房，此后每年都有一批七层高楼拔地而起。不少原先住房紧张的职工通过集资搬进了更为宽敞的新居。起初小儿子没啥反应。直到几年前几户邻居搬迁之后他便开始向我发难了。那天他郑重地问我：“爸，你打算把存款咋开销？”

　　我说：“自然是准备为你操办婚事用啊。”

　　他说：“先拿出来集资买房吧。”

　　集资买房可不是个小数目，说实话我从没考虑过。于是我语重心长地跟他忆苦思甜，给他讲“妈妈楼”和“温馨方舟”的故事，给他背诵《陋室铭》。过了几天，我还特意写了一个条幅“室雅何须大 花香不在多”，贴在他的书桌上方。谁知这些良苦用心根本无济于事。他竟然用红笔在那个条幅的下面批写道“没有傻凤凰 甘心住鸡窝”，还画了一个硕大的惊叹号以示抗议。

　　没过多久儿子公然向我摊牌：“爸，我已经谈成一个女朋友，人家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住新房。”口气强硬如同最后通牒。

　　当晚我和老伴算起了细账：如果儿子的女朋友那里赞助一些，加上家中多年的积蓄，再向亲友们借点，今年集资买房问题应该不大。第二天我和老伴便开始分头行动为儿子的新房“集资”。

　　２０００年初，儿子如愿以偿地拿到了新房的钥匙。两室一厅７０平方米的新房功能齐全，宽敞，明亮，以往恐怕厂长也住不上如此气派的楼房。

　　这一年小儿子三喜临门：乔迁新居，结婚成家，年底又喜得千金。我和老伴如今仍留守在“鸡窝楼”里。儿子和儿媳妇曾多次动员我们搬到新楼跟他们一块儿住，都被我们婉言谢绝，因为我知道“鸡窝楼”早晚要拆，到时可以优惠买到百平方米以上的新房。那时候就真的可以搬出“鸡窝”，抖擞精神，一飞冲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