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律师”周立太 　　周立太与委托他打官司的民工合影

　　周立太：“刁民”还是“保护神”

　　周立太以将伤残打工者接去包吃包住包诉讼费的方式，承接了全深圳９５％以上的打工仔工伤索赔案，几年来不但以１００％的胜诉率打赢了２００余件官司，而且引起了中央高层对打工伤残者的极大关注。在打工者的心目中，他是“保护神”，可在有些人眼里，周立太是“游民”、“刁民”和“最不受欢迎的人”。同一个人，怎么有多种不同的说法？

　　采写后记

　　离开周立太那个特殊的“家”，记者的脑中依然飘动着无数空荡荡的衣袖，依然浮现着一张张忧愁的脸。冬日的太阳并不温暖，冬日的风太冷，可就在这个冬季里，一个汉子，不，一群汉子渴望着春天。

　　相依为命的一“家”人

　　要想在深圳采访周立太很不容易，但是，只要在街头碰见一个断手的青年人，问他知不知道周立太，他多半会说：知道，就是那个专门为伤残打工者打官司的人。

　　周立太的住宅是租的一套普通的民房，一厅四房，约１００平方米，摆了许多床垫，很多破烂的席梦思都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这是个“特殊”的大家庭，除了周立太和他的助手外，还住了２０多个伤残员工。来来去去，找周律师的人来了，赢了官司的人走了，这儿就像是伤残员工讨说法路途上的一个驿站。

　　屋里坐着的打工仔乍看起来，与一般人没有两样，细一看才发现，他们或左手或右手或手指或整个手臂，都有不同程度的伤残。

　　他们的生活是艰难的，因为他们由一个正常人变成了一个不正常的人。洗衣服用残手的弯处夹住，好的一只手来拧干，一般都是用脚来踩洗。切菜要两个人共同完成，一人一手捉菜，另一人捉刀。上街怕别人笑，怕别人用怪怪的目光看自己，就把衣袖藏起来，冬天还好，衣服穿得多，可以掩饰，可一到夏天，就尴尬了。

　　周立太被他们叫做“生产队长”。他早上６点准醒，然后把大家吆喝起来。该做家务的，该出庭的，该出去取证的，该到医院去看病的，他头一天就写在客厅的小黑板上，督促大家相互关照。

　　与周立太同吃同住的打工仔最多时有５０多人，四室一厅的房子挤得水泄不通，最少时也有七八个；时间最长的达５８６天，最短的是６个月。

　　打赢官司获得赔偿的伤残员工走了，永远不走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周立太。不是因为名气大、案子多，而是因伤残打工者大多数法律意识浅薄，不懂得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懂一点法的又经常受到来自老板或劳动部门一些人员的蒙骗和呵斥。他觉得有必要留在深圳。

　　是的，深圳的打工部落需要他。庭下被告方律师深有感触地说：周立太与我们是老对手，也是老朋友，我们非常欣赏他认真积极、刻苦钻研的工作态度。像周立太这样的律师太少了，先收留当事人在家免费吃住，讨回了公道再按说好的结算，风险太大，我做不到，很多人都做不到。但他周立太可以做到，他为了维护打工者的权益可以说是想尽了法子。他是这方面的行家。

　　周立太为什么会作出为伤残员工讨说法的选择？他是一个重庆的律师，是什么原因令他租住在深圳？在深圳不少打工仔的心目中，他的名字比影星、歌星还要响亮。光环的背后是什么呢？在周立太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记者面对面与他进行了长谈。

　　记者：你是重庆人，为什么想到来深圳呢？

　　周：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开县是个大县，到深圳、珠江三角洲打工的人相当多。１９９６年５月１日，我们开县南门镇的徐昌文夫妇，在龙岗区大鹏镇一个玩具厂下班的时候被一辆香港的货柜车撞死，我受死者的家人所托，到深圳打这场官司，经过４个多月的艰难诉讼，为此案赢得了交通事故赔偿１３万元、工伤赔偿２０万元，计３３万元的赔偿额。这个案子当时在深圳有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在深圳创出了因交通事故引发的工伤双赔的先例，也就是说，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应享受工伤待遇，除了交通事故赔偿以外，用人单位、保险公司也应给予工伤赔偿。

　　找我打官司的外来工越来越多，我干脆租了一套房子，做他们的代理人。到现在为止，我所代理的没有买保险的工伤赔偿案均获得１５万到２３万的赔偿。

　　记者：有人说你是“游民”、“刁民”、“最不受欢迎的人”，你对此有什么感想？

　　周（笑）：我从１９９６年５月至今代理外来工断手断臂索赔案２００余起，状告社保局３００余次，率先提起假肢更换费索赔案，被人称为推动司法改革的人物。也有些行政部门认为我的出现，是一种不安定现象，认为我搞坏了他们的投资环境，这大概就是他们说我“刁”的原因吧！我确实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顺”民，而且我所代理的这些人都不愿做这样的“顺民”。某些人不欢迎我，那是因为我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但是我维护了广大打工者的利益，他们欢迎我，也希望多几个“周立太”，为他们受到不公平对待时讨个说法。

　　记者：有些伤残员工长期在你这儿吃、住，是不是说明了官司的进展受到一定的阻力？

　　周：说到阻力，是肯定有的。这些案件反映出一些问题。第一，我国的劳动争议案件总是先仲裁后起诉，由于仲裁人员本身的素质，带有地方保护色彩，他就故意不受理这些劳动者的案件，造成你告状无门，又缺乏相关的司法措施。第二，现在我们的民事审判庭人手少，其他案子又多，不能及时审理打工仔的案子。第三，民事审判庭的有些法官在劳动法方面的专业水平比较差，不能充分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所以，我已经向全国人大、最高法院提出设立劳动争议专门法庭，已经引起了中央对此的重视。

　　记者：面对阻力，你这种一往无前的激情是从哪里来的？

　　周：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也曾是一个打工仔，我了解打工仔的辛酸。我不怕阻力。我认为，一个国家在迈向经济发达的过程中，首先要保护弱势群体，如果没有人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他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认为现在最可怕的不是老百姓不讲法，最可怕的是政府部门不讲法，不依法办事。老百姓不讲法，你想怎么处罚他就怎么处罚他，政府部门的有些人违法了怎么办？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再说，深圳有今天，与千百万外来工洒下辛勤的汗水无关吗？可现在有些政府部门认为，保住老板，就保住了饭碗，劳动者是供大于求，少一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１９９６年５月到现在，我都一直在深圳，有很多辛酸。新华社、《人民日报》华南版、《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中国律师报》、《法制日报》、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广东卫视、深圳电视台、重庆电视台等５０多家媒体对我及伤残员工的生存状况作了报道，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也拍了这方面的案件，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７日中央二套的《经济半小时》就“工伤该赔多少”拍了我们的专题片。我出名了，但我对我的出名内心充满遗憾，因为这是我的父老乡亲同胞兄弟断手断臂所带来的。

　　摘自《佛山文艺》黎志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