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的基本展陈是一座博物馆的灵魂。那么,新首都博物馆这个号称收藏北京历史的博物馆,将用什么方式展现一座城市的成长脚步?又会用什么样的文物来演示北京从原始居落向皇家都城演进的50万年漫长历史呢?
皇城的起点——周口店
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是新首博的基本展陈,也是北京历史的起点。从那个遥远的荒洪年代开始,岁月在展线上划过了50万年。展线的终点落在了一个老旧的话筒上——1949年10月1日午后,毛泽东对着这个话筒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迄今两万年前的年代,恰恰是我们祖先生活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他们手持棍棒和简陋的石制工具,第一次告别山洞,走出山林,小心翼翼地向开阔的冲积平原进发,来到河漫滩地,成了这里最早的居民。
那么,他们最早是到了哪儿呢?
知道中国商业第一街王府井的人很多,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王府井东方广场的地下,有一座古人类遗址博物馆。
1996年,在王府井东方广场的施工现场,一个叫跃升阳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在地下深12米的地方发现了远古人类使用过的石片和燃烧过的灰迹。随着抢救性发掘,人们在施工现场找到了原始牛、斑鹿、鸵鸟化石和古人类活动遗迹。这些发现为我们勾画出距今两万多年前,连接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生活风景。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生活在现在北京城区位置的人——王府井人。就是在这里,萌发了最初的原始农业。可以说,是他们最早发现了如今人们称之为东方广场的这块宝地。
然而,当考古学家欣喜若狂时,遗址中显示出的那一段3000多年无人类活动的漫长时段却把他们惊呆了。
皇城的孕育——上宅文化
北京的永定河,由于上游修建了众多水库,现在只能称它是一条河的坟墓了。在北京众多的新石器时期的古人类遗址中,门头沟区的东胡林遗址似乎能解开王府井人消失之谜。这里地处永定河的上游清水河畔。
我们或许可以推断当年的王府井人,由于面临永定河的不断泛滥迁居到这里。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想象,其实依山傍水的生存,是远古时期众多动物类似的生活习性。
在新首博的展线上,我们可以看到东胡林出土的一位16岁少女脖子上戴的项链,它用海滨岩螺制成。
如果上溯3万年,北京东面确实是一片大海。只是,海岸线距今天的北京到底有多远?目前尚未定论。
新首博城建展厅有一件文物是距今近7000年前古人类用来保存火的火种罐,这是首都博物馆副馆长王武钰,1984年10月19日在距王府井98公里的平谷韩庄乡上宅村发现的。
1985年初夏,为了寻找北京古人类生活的轨迹,考古工作正式开始。当时这里发掘出的文化层堆积厚达4米,共分8层,第八层距今约7500年。在出土的大量陶器中,有些已可以称之为艺术品了。毫无疑问,这是新石器时期的人类活动遗址。
2007年夏天,王武钰再次来到当年的发掘地点——上宅古人类遗址。在他与熟悉的村民闲聊时又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这位村民突然想起他在自己家的桃林里捡到的东西——打磨棒,是当时人们分离谷壳的工具。纵观这块被人遗失了近7000年的打磨工具,我们可以大致连接起这样一条轨迹:从北京猿人开始的脚步,经过山顶洞人的时代,逐渐来到王府井人的河滩和东胡林人的活动营地,接着是上宅文化。
随着时间的推进,在这个土地上,一个伟大的城市正在孕育中。
在1万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王府井人突然消失了,他们去了哪里呢?
皇城的成形——西周时期?
曾困扰了考古学家很多年的是,究竟什么时候北京这块土地上才出现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呢?
在新首博展线的显著位置,是镇馆之宝克盉、克罍。这两件青铜器所记载的燕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代——周王朝。在那个朝代快要结束时,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悲壮的一幕。
策划了荆轲刺秦王的那个国家,历史上被称为燕国。北京这一地区就在燕境内,早在商代后期,太行山的东面就有燕和蓟两个自然生长的方国。公元前1045年,西周战胜了商王朝后,燕的领土比原来大了许多。周王朝为了有效统治这些地区,把本族的势力分封到全国各地,代表国王进行统治。
《史记·周本纪·燕召公世家》中有这样的记录: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
这里所说的北燕就是燕国。召公名奭,姬姓,是与周王室同姓的贵族,他也是西周的开国元勋。史记记载,周武王灭商后,便把燕国分封给了召公。但这一记述受到近代众多学者的怀疑,《燕、吴非周封国说》就认为:上古地旷人稀,随处可国,而路途险阻,武王既克殷,择地而封,岂患无土,又何必远流幽州之野?
幽州,就是现在的北京地区,当时周朝的国都在陕西,幽州地处偏远,所以人们有理由怀疑周朝重臣召公被封在燕国的说法。
那么,燕国最初的封地究竟在今天的何地?如果不是召公,那又是谁被分配到那个地方去的呢?这些问题决定着北京最早的建城时间,所以远从汉代起燕国始封地就成为一桩历史公案。
1958年,在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中,发现了北京琉璃河遗址,但始终没能确定这片遗址的年代。
当时在关注燕国始封地的人中间,有一个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教师叫邹恒,他判断燕国的遗址有可能就在琉璃河一带。
在新首博的青铜圆厅内,有件青铜器叫伯矩鬲,它就是在1973年琉璃河的那次发掘中出土的。伯矩鬲上的铭文,记述了在戊辰这天燕侯赏赐伯矩一些钱,伯矩用这些钱为死去的父亲做了这件宝物。堇鼎也是在这次发掘中出土的,它内壁上的26个字记载了燕侯委派一个叫堇的人向召公氏奉献供物的故事。
然而,仅仅依照这些青铜器,依然无法判断这里就是燕国的始封地。即便是始封地,那么,什么时间封的?被分封的人究竟是不是史记中所说的召公呢?
这些疑问困扰着考古工作者。
皇城的历史——3000余年
1986年秋天,从琉璃河突然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在西周燕国墓地又发现了一座诸侯墓,从而打开了3000年前北京城建史的大门……
在这个墓中发现了许多青铜器,其中有两件青铜器让所有人欣喜若狂,他们在这两件青铜器盖内及口沿处,看到当年制作者浇铸的44个字的铭文。
铭文大意为:周王说,太保,你用盟誓和清酒来供你的君王,我非常满意你的供享,令你的儿子克做燕国的君侯,管理和使用那里的人民。
在周朝,太保专指召公,因此可以肯定,克就是召公的儿子。但铭文里的周王是指周武王吗?
究竟是周武王还是他的儿子成王封了召公的大儿子克为燕侯,在考古界还存在小小的分歧。但对于专家来说,有了这44个字已经足够了,它打开的是通往3000年前北京城建史的大门。
上个世纪末,在对琉璃河西周遗址的发掘中,证实了城的东西长为829米,又新发现城的南北长只有700米。这么小的城能是当年的都城吗?
从考古的意义上来说,作为一个都城必须具备的条件是:第一,要有一座城,第二,这个城的城外,有和这个城同时期的国王或者侯的墓葬。
所以,到今天为止,西周早期的那100多个诸侯国的都城,唯一能够确定位置的就是琉璃河,正因为如此,出土克盉、克罍的地方——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的董家林村便无可争议地被确定为北京历史上最早出现城池的地方。
考古印证了邹恒的推测,关于燕国始封地近千年的激烈争论就此平息。
由于琉璃河遗址被确认为燕国的都城北京建城的年代,被推断为灭商之年的公元前1045年。
1995年,北京市政府正式认定:北京市建城3040年。
皇城的成长——商人的天堂
在新首博展线上的两件锈蚀斑斑的青铜器克盉、克罍,见证了一个最初只有几平方公里的小城诞生的瞬间。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京才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呢?
把这两件青铜器当做起点,沿新首博展线上的年代向前推进1000年后,我们看到的这些木头仅仅是北京一次大规模出土木方中的冰山一角,但它却预示这座城市已经长大。
1974年6月8日,北京地质地形勘探处在丰台区大葆台村一带进行地质水文钻探时发现地下有木头和木炭。随后又发现了白膏泥和一枚汉代5铢钱,而且还打上一块木头,这块木头上还有漆。他们判断这是一个大型汉墓。
为了弄清地下墓葬结构,他们特别邀请了3位经验丰富的河南探工。几个探孔打下去后,探工说墓已被盗过。随着挖掘的深入,神秘的大墓渐渐显露,一个年代久远的盗洞证实了河南探工的推断。
但和以往发现的古代墓葬不同的是,墓葬外面显露出一大堆结构错综复杂的方木。
就当人们面对这么大量的方木垒起的四面木墙不知所措时,考古学家余杰在到大葆台发掘现场考察回去后,来了一封信:据《汉书·霍光传》记载,汉代大司马霍光死后,皇帝赐他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这是最早所见的“黄肠题凑”一词。
发掘的人们依照余杰的提示,与发掘遗迹对照,方木墙与注释中的题凑相一致。随后,经木材专家鉴定,这些木头就是柏木心。毫无疑问,木墙就是文献记载中的黄肠题凑。黄肠题凑这种汉代高级葬制,就这样第一次被发现了。
在西汉时代,只有帝王和皇室成员,或地位极高的高级官员才有可能享受到如此安葬的待遇。那么,墓主究竟是谁?
根据墓中所出土的汉武帝至汉宣帝时期5铢钱,漆器上二十四年五月丙辰丞的雕刻记名和梓宫、便房、黄肠题凑葬制,很快人们就找到了答案,东侧一号墓的墓主是死于汉元帝公元前45年的广阳王刘建。西侧二号墓为他的妻子之墓,这也验证了西汉初期夫妻并穴合葬,而非同穴合葬的风俗。
从北京地区出土的西汉之后的文物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此时的北京,已经不是1000年前的那个小城了,它的繁华使得当时西域商人在向东挺进时,所有的货物在这里有可能就已经交换完,也许这些商人始终没能看到东面的海。我们有理由去想象,北京这一地区,会不会就是当年丝绸之路真正意义上的终点呢?
历史的展线继续向前延伸,金代的文物已出现在视野中。当人们走进这个场景时,往往视线会落在两个金代棺椁上。正是这两个棺椁,承载着一座都市,向我们走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