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周其仁 钱颖一 陈志武 樊纲 张维迎

　　从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亿万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但更为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革新。经济学家的价值在于他们比普通人有着更好理念和前瞻力，而著名经济学家当然是比普通经济学者在这两方面更有建树。

　　未来的３０年，中国将以强国屹立于世界，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来，现在就聆听经济学名家对中国未来的建言。

　　林毅夫：用改革让“中国经济崩溃论”破产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之一。

　　政经语录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每个国家公民的身份是先天给定、无法选择的，而政府拥有强制力，其政策正确与否决定了该国的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率。

　　以“渐进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改革”提出来后，在第一个１０年的时候，就已经取得非常巨大的成绩。因为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０年那一段时间，我们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９．９％。那段时间，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多，对外贸易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１５．４％，１２年的时间我们对外贸易额增加了５．６倍。农民的年均收入增长速度达到９．９％，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达到５．９％，城乡收入差距是在缩小的。

　　这样来讲，这种渐进的双轨的改革方式不仅让中国经济取得１０多年的持续增长，对外越来越开放，而且城乡差距在缩小，可以说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都实现了。

　　但是中国还有很多根本问题没得到解决，比如说产权私有化、市场双轨制等，因此认为中国的改革即使有这几十年的快速的发展，但是仍然有可能出现大的经济危机，甚至是崩溃等，在国外是相当有市场的，我们现在用改革让“中国经济崩溃论”破产。

　　周其仁：改革，不要哪儿问题严重了再改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上世纪９０年代末以来，他对中国电信业改革的评述，以及最近一年来对中国医疗改革的评析，使他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

　　政经语录

　　我们国家真正缺的并不是土地本身，而是有效利用土地资源的制度。农村建设用地转让的制度化试验，是推出的时候了。

　　我自己比较关注两个事件，跟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有重要的联系，一个是在和平时期中国发生的饥荒。其中第一个被报告到国务院的是河南的信阳地区。周恩来总理紧急起草了农村经济政策的“１２条”，这１２条第一次提出要允许农民保留少量的自留地，这是跟改革开放有关联的一个事件。

　　第二个事件发生在１９６２年，发生在广东的宝安县，有１０万人口意图偷渡逃港。宝安当时做出了很积极的反应，提出了利用香港建设宝安，让边境的贸易活动活跃自由市场的说法。但今天来看，仅仅有局部地区的自发的反应，不足以酿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要等待其他的条件。对中国界定产权有社会性意义的事件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包产到户开始的。

　　就像刚才林毅夫讲的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哪一个领域里面问题严重了先动一动，过不下去了先改一改，所以我们的权利的界定是不够普遍的，权利和权利之间的平衡关系构成未来改革的一个难点，如果看将来，要是有普遍的产权，不是哪一方面的权利，应该界定到所有的资源配置上去。我们现在讲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就是在公共地方，对企业来说排放有好处，排放污染物的代价是大家去承担而不是企业自身，所以环境问题在我看来是一个权利界定的问题，用什么准则来界定得清楚。

　　陈志武：一家公司的收入就超过乾隆时的税收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终身）教授。他对中国的金融市场、法治环境、产权改革等重要问题的研究，使他成为中国经济学者中具有国际学术背景同时关心现实问题的杰出典范。

　　政经语录

　　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与其说是市场经济的问题，倒不如说是对政府资源配置权力、对管制权力的监督制衡和问责的问题。

　　我很喜欢无锡尚德创业的故事。该公司２００７年的收入是１４亿美元。中国实际上有几百个，至少几千个像无锡尚德这样规模的公司。我把它这个公司一年的收入跟乾隆盛世的时候朝廷的国家财政收入做一个比较，到底谁多？按照银子的价格来算的话，因为乾隆中期１７６６年的时候，朝廷一年的税收是４９３７万两白银，这是根据经济史学家做出的估算，按照今天白银的价格，相当于１１．４亿美元，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看到当时乾隆皇帝一年可利用的钱实际上还没有无锡尚德老总可以控制的多。

　　如果把无锡尚德的收入跟道光年间的情况做一个比较的话，那它就更伟大了。１９世纪后半期，清政府加大了税收，当时也是因为甲午战争以后赔款的数字很大，所以清廷被迫要增加税收，到这个时候朝廷的一年的收入差不多是９０００万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２１亿美元。

　　我们以前讲生产力唯一核心的推动因素是科技进步，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至少还有两个其他的因素：发展思路和发展环境。

　　樊纲：尽量降低行政成本对经济增长的负贡献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最出色的阐释者和运用者之一。

　　政经语录

　　腐败的定义是利用公权谋私利，公权的问题都是过去计划经济带来的，要解决问题，首先就要进一步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民营化。　

　　市场化改革，这里面主要是产权关系的变化，主要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占整个经济当中比重的变化，在上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当中就有很大的贡献，上世纪９０年代的贡献最大，将近１个点的贡献，到了１９９９年以后，要素要有所减弱，但是仍然是起作用的。然后就是城市化基础设施在这几年占的作用非常大。我们和印度相比，基础设施建设确实是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

　　最近这些年，政府的行政成本对经济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负效果，什么意思？这两年政府收入是提高了，政府行政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也在提高，可政府作为一个负担在经济当中在起负面作用，并且这个负面作用在加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进行政府改革。

　　这里着重要讲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劳动力要素，人力资本在增长的过程当中起的作用已经开始下降，这个因素在今后一二十年更会弱下去。其他的很多因素会强起来，比如说人力资本、科研投入，比如说企业创新，会逐步产生结果，会支撑经济的增长。

　　张维迎：大学越差收费越高，怎么看都不合理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经济学者。

　　政经语录

　　个人和企业不得不通过“行贿”的办法“赎买”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政府改革，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大幅度削减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还民众以创业自由。

　　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增加很重要，有大量的研究证明，现在个人的收入越来越与教育程度相关，教育程度越高的人收入增加得也就越快。如果我们政府想帮助那些低收入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这些人的教育水平。

　　但是我要强调一点，不仅仅是给钱，还要让市场机制引入高等教育，让不同的大学之间竞争，并且给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好比说大学可以自主地去确定它的学费，可以拿部分从高收入阶层收来的钱，通过奖学金的形式补贴给低收入阶层的学生。但非常奇怪的是，越是差的大学收的学费越高，越是穷人上的大学交的学费越高，看看一些所谓“三本”大学，一年收２万块钱，城市人上的很少，几乎全是农村的，而清华、北大一年只交四五千块钱。农村孩子受的教育质量低，这对他们不公平。

　　要重新研究新劳动法对发展的负面影响

　　新的《劳动合同法》当中的一些条款，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可能具有致命性的伤害。这个出发点也许是对的，为了帮助低收入阶层，但实际有可能最后的结果，这个法律带来最大伤害的是这些低收入群体，包括农民工，包括城市的一些普通的工人，这就需要我们经济学家发挥我们的优势，我们要真正地研究一个政策，它的效果会是什么。

　　钱颖一：未来３０年中国ＧＤＰ总量可能超美国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转轨经济学和比较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政经语录

　　在今后的１０年里中国能大体建成基于法治的市场和效率高而不腐败的政府，那么，中国就真的转轨成功了。

　　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讲，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增长的基本因素也并不特殊。

　　如果日本以１９５０年为原点，而中国台湾以１９５８年为原点，韩国以１９６２年为原点，中国以１９７８年为原点，还是同样的数据，只是把原点重新调整，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是很令人振奋，也值得引以自豪，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过去的３０年，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变成了一个低中等收入国家，未来的３０年，将从低中等收入跨越世界平均水平而成为高中等收入国家，并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全球经济当中的大国，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国，这是美国之后的第一例崛起中的开放大国，在后面可能还有印度。

　　在未来的３０年中，中国的ＧＤＰ总量是有可能超过美国的，按照市场规律，只要假定如果未来的３０年，中国的增长速度每年都超过美国５个百分点，人民币升值率每年２个百分点，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