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驻郑州的解放军休整后，开赴新的前线 　　为解放军代写家书 　　宋致和市长的告示

　　晚报记者 苏瑜 实习生 任中敏 文／图

　　讲述者：王久    时任九纵队七十四团一营三连通讯员

　　“邙山激战，我的战友刘丛华踩到地雷，当场牺牲”

　　邙山、黄河大桥也是纪念碑选址时重点考虑的位置。提起邙山激战，时任九纵队七十四团一营三连通讯员的王久随即想起牺牲在自己身边的战友刘丛华。

　　当时，刘丛华１５岁，王久１６岁。双桥阻击任务结束后，第二天团队转攻邙山，两人奉命前往侦察情况，当察明敌情后两人返回，返回途中刘丛华踩到地雷，当场牺牲。

　　“掀起的尘土把我全都埋了起来，我从土堆里爬出来，冒险找到了刘丛华还剩下的一条腿回去汇报情况。”王久对当时的记忆非常深刻。“秦基伟司令员拉着我的手说，能活着回来，你这个小鬼真是万幸万幸啊！”“因为发现地雷的缘故，我们改变了作战路线，避免了伤亡。”

　　当年邙山的战斗相当激烈，也许是国民党军队想到了历史上项羽在鸿沟以东与刘邦划分天下，所以他们早就将邙山的工事修得“固若金汤”。李振清驻防郑州后，配备了两个炮兵连防守山头。郑州战争发起后，溃败的敌人从古荥逃向这里，从郑州撤下来的山炮营也集中到这里。他们居高临下，集中了强大的火力，加上地势险要，确实是易守难攻。

　　当年随军记者柳山朵的报道真实再现了邙山激战的场景：攻打邙山要塞的任务是九纵队。当天下午，黄河北岸华北野战军十四纵，与敌军展开激战。下午５时之后八十一团一营乘机向南岸火车站守敌发起攻击，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突击队迅速从山脚冲向南沿阵地。一道两米多高的铁丝网挡住去路，二连三排排长何思贵，带领八班首先钻过，又很快搭起人梯，越过一道３米深的外壕，把手榴弹塞进敌碉堡内。守敌受到突然袭击，扭头就跑，七班长郭起来一下冲入碉堡，从敌人手中夺过重机枪向敌人扫射。这时突击队第二梯队也赶来投入战斗，很快占领了南岸火车站，并立即切断了敌人准备炸桥的引爆电线，封锁了敌人北逃的退路。同时八十团三营在激战中，也一下子占领了敌人５个重要地堡，突破了敌人的主阵地，控制了邙山几个主要制高点，并夺取了５个弹药库，占领了敌人的主要阵地。残敌见大势已去，不敢再抵抗，个个举着双手从地堡中低头出来投降。

　　此时，华北野战军十四纵队，已将大桥北头守敌全部歼灭，向南岸发出了联络信号，和中原野战军九纵队在黄河铁桥上胜利大会师。解放郑州战役胜利结束，九纵共歼敌四十军军长李振清部万余人，其中俘虏九十九军少将参谋长佘辉庭等９０００余人。

　　解放后，王久被授予“郑州战役一等功臣”，他没有忘记刘丛华，到各烈士陵园寻找却没有发现刘的碑，于是他和其他战友自费跑了２３年，最终使得刘丛华在２０００年４月２８日被追认为烈士。

　　“郑州解放后，各野战军迅速东进参加淮海战役。由于烈士碑大多是用木牌做标记，风刮雨淋，有的烈士碑字体无法辨认，所以，在往郑州烈士陵园迁移时，就成了无名烈士。”

　　王久说，据相关资料显示，郑州战役中，我军共牺牲９０名战士，其中有姓名的４８名。希望后人也能永远铭记那４２位伟大的无名英烈。

　　讲述者：靳钟    副军长

　　毛泽东三天之内两书郑州：一战而策全国战局

　　在长达３年的解放战争中，毛泽东为人民解放军攻克一城池亲自写消息、改贺电文的情况实不多见，毛主席为什么如此青睐郑州呢？

　　“新华社郑州前线２２日２４时急电：我中原人民解放军于今日占领郑州。守敌向北面逃窜，被我军包围于郑州以北黄河桥以南地区，正歼击中。郑州为京汉、陇海两大铁路的交点，历来为军事重镇。蒋介石因徐州告急，被迫将驻郑兵团孙元良部三个军（按：国民党从十月起整编师均改称为军，整编旅均改称师）东调，郑州守兵薄弱，我军一到，拼命弃逃。现郑州东西之中牟县、北面之黄河桥均被我军切断，逃敌将迅速被歼。”

　　这是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２２日毛泽东以《我军解放郑州》为题写的一则消息，准确、鲜明、生动地总结了郑州解放的情况，一直被誉为新闻写作的范文和精粹。２５日毛泽东又亲自修改给“刘伯承、邓小平两同志及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的贺电文，称“从此，中原三大名城——洛阳、郑州、开封均入人民解放军掌握，对于今后战局，极为有利”。

　　靳副军长说，毛主席高瞻远瞩，早在郑州战役前就着眼于全局，指出中原局在诸战役中，要把郑州战役放在最后打，避免打下来又被敌人占领。这次谈话确定了要智取郑州的战略思想。邓小平等领导人正是根据此思想，选择了合适的时机打响郑州战役的。

　　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铁路枢纽的郑州是中原通向华北、西北、东北的主要通道，如果郑州战役中黄河大桥被炸毁，按当时的状况，无论从财力、物力还是技术力量上来说都是不可能恢复的，这将直接影响到之后的淮海战役。

　　“解放郑州安全占领黄河大桥解除了整个战局的后顾之忧。可以说，郑州战役是淮海战役重要的前奏、序曲。”靳副军长如是总结。

　　解放郑州是解放整个中原的一大步骤，同时也是发起淮海战役同国民党实行战略决战的前提。这场战争打得漂亮、干净。攻克郑州后，把周围各县连成一片，开封守敌弃城而去，使豫西和豫皖苏、中原（除新乡、安阳等少数残敌据点外）和华北两大解放区结为整体，使徐州、武汉之敌失去了战略上的屏障，暴露于我军锋芒之下。

　　讲述者：王瑞堂（管城西大街上的老户） 希望解放碑建在解放路

　　“郑州解放那两天，城里很平静”

　　“那段时间附近的开封、洛阳都一直在打仗，也没觉得特别害怕，习惯了吧。虽然当时通信不发达，但南来北往的人从各地传来了解放军的消息，大家心里都清楚解放军迟早都会来的。”王瑞堂回忆说，“听说解放军已经过黄河后，郑州城里那几天也紧张起来。城里没见军队（已向城北撤退），但街上的警察渐多，而且都带上了枪。二七纪念塔处当时是６条道路（德化街、西关马路、正兴街、长春路、迎河街、顺河街）的交会处，商业没有受到丝毫影响。２０号开始有枪声传来，可能离得远的缘故，听起来并不十分惨烈，一阵一阵的，当天下午相对比较激烈，差不多连续响了一下午。有学生开始不再上课，但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继续到校上课。”

　　“２１号下午，我出门买钢笔，发现大同路的店铺大多都是只开了中间的两扇门，左右两边的门板都已关好，看样子是作好了随时关门的准备。我买完钢笔，转到德化街时，可以明显感觉到闲逛的人少了，出来的都是有事要办的人。大概是下午４点，正在回家路上走到西大街的我听见身后边有动静，回头一看，从西边跑过来一个人，急匆匆地边跑边喊：‘县政府在哪儿？！县政府在哪儿？！’路旁的老百姓回答他说往东边，他听了就一溜烟地往东跑了。那时西大街还是土路，荡起很多尘土。我想他可能是来接管县政府的便衣八路军，特意打量了他一下，穿一身黑衣服，头上啥都没戴，斜挎着枪布袋，手掂着一把步枪。随后见带枪的人不断进入，我赶紧跑回家了。”

　　王瑞堂的外甥女当时在华美医院的圣达（德）中学上学，据她说，当天下午４点钟左右，看见一帮人拥进大门，先在大门口空打了一梭子弹，然后喊话：不要动，我们是解放军，进来检查。进来一看全是学生，便让大家继续上课。“就两句话，医院就解放了。”外甥女跟王瑞堂说的时候还是很兴奋的。

　　王瑞堂说，从他个人情感上，他更倾向于纪念碑建在解放路，他回忆了解放当天市中心的情景。

　　“１０月２２日贴出了市长宋致和的告示和很多海报，并在市中心宣讲新政策。欢迎解放军的队伍不是事先组织的，虽然不像电影里演得那样整齐、有规模，但大家还是很激动的。”

　　据赵富海介绍，当日早上６点，郑县银行的职员听见街上人声喧闹，打开门时，几位解放军已带领地方人员接管银行了。德化街、大同路、火车站附近的商店、饭店门前挂上红旗，张贴有关郑州解放的大标语。见微知著的商人纷纷挂起条幅欢迎，三义长绸布庄贴出了“商逢解放财源广，民出水火幸福多”的对联。有人抬出桌子，为解放军代写家书，有人为解放军缝补衣服。两天后，进驻郑州的解放军休整后，打着“打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横幅开赴新的前线，那天下着小雨，群众自发在雨中为解放军送行。

　　２５日，由一纵二十六旅接替三纵七旅担任郑州警备任务，并组织了隆重的入城式。解放军的雄壮军容让民众记忆深刻。王瑞堂描述说：“解放军战士们穿着草黄色新棉军衣，头戴此次歼敌所缴获的崭新的深绿色钢盔，步枪刺刀闪闪发亮，无数挺轻重机枪泛着青光，高唱雄壮的《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群众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德化街和大同路交叉口的一个面铺的小伙计还大声嚷道：‘雄赳赳的，真是打仗的好队伍。’”

　　１９３０年出生在郑县的王瑞堂是管城西大街上的老户。１９４８年１０月他正在书院街的明新中学（郑州一中的前身）读高中。

　　讲述者：崔景元（地下工作者） 希望解放碑建在郑州战役原址

　　“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同学魏巍”

　　今年９０岁高龄的崔景元是一位平凡的老人，作为郑州铁路局的离休干部，他在幸福地安度晚年。其实，崔老先生有着一段相当不平凡的岁月，也正是这段岁月让他的一生充满坎坷。

　　崔景元是共产党一名地下工作者，他坦言自己走上革命道路，是因为著名作家魏巍的指引。“我家住在小西门夕阳楼下，１９３４年到１９３７年，我在郑州师范上学，和魏巍是同学。因为我们都是郑州老户，家又近，经常来往，非常要好。后来魏巍提前离校，我毕业后到了西安，尽管分隔异地，但我们一直都保持着通信联络。１９３９年，当时在延安的魏巍来信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几经周折后，我开始做党的地下工作”。

　　１９４３年，崔景元参加了新四军第四师特别支部（简称“特支”）所领导的地下斗争。其间，“特支”奉命开辟第二战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到豫东一带的国民党军队里，有组织地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和兵运工作，并搜集军事情报，密切配合新四军主力部队的战略转移。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三军挺进中原的大好形势，长期在隐蔽战线上坚持郑州阵地的共产党员，密切配合三大主力夺取中原，解放郑州。

　　“１９４５年秋，组织准备安排我到陇海铁路郑州办事处做译电员，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为组织及时传递情报。我当时向组织表态说，我是郑州本地人，对郑州城乡情况都非常熟悉，可以在外面跑，不想坐办公室享清闲。领导说译电员是非常重要的岗位，掌握着重要情报，需要长期的地下工作经验和谨慎的工作态度。于是我欣然服从命令。”

　　崔景元说，在办事处他只是普通的职员，称“司事”，他上面有三级领导：科长、专员和主任。主任是日本投降后，从重庆派来的，非常精明和严厉。“我想尽办法利用工作之便把取得的第一手军事运送情报及时准确地提供给组织。中原战争打响之后，主任开始怀疑我了。后来开封开战后，他找人替代我译电。不过没过多久，郑州就宣告解放了。”

　　“郑州解放后，我被通知到大同路东头的警备司令部（原刘振华公馆，后为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找组织报到，报到后我才知道，原来和我一样活跃在郑州的地下工作者有那么多，且关系错综复杂。”

　　“地下党刘鸿文来郑州开展工作时，就住在我西大街的家里，是经我的直接领导朱晦生介绍，由田瑞珍带他来的。”崔景元说，为了确保安全，当时地下党一般都是单线联系，因为朱晦生１９４８年在一次任务中牺牲，崔景元没有了组织证明人。１９５３年肃反运动中，崔景元的身份受到质疑，从此他的人生陷入灰暗，直到１９８３年国家安全部成立，经过长期多方调查，崔的身份最终得以确认。“我一直都为自己能参与到这项没有枪声的战斗中而感到骄傲。我也坚信组织会还我清白”。

　　因为这段特殊经历，崔景元特别热衷于文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他积累的相关书籍近万册，在居室内摆满了几书架。１９９７年５月，他在河南医科大学人体馆办理了捐献遗体协议，展现了一位老革命的新情怀。虽然年事已高，崔老先生仍保持着读书看报写作的习惯，他从报纸上看到要建纪念碑的消息后，一直非常关注。他希望纪念碑能建在郑州北部的战役原址一带。

　　感谢郑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对本文的贡献

　　图片翻拍自赵富海《老郑州：流金碎影老照片》，未经同意，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