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新篇

　　周泽雄

　　假如世上不曾有过杜康师傅，人类中大约一半左右会嫌生活缺乏生趣，五分之一的人会抱怨日子“淡出鸟来”，另有百分之一的人大概将被迫思考“活着还是不活”的问题。至于我，则不知不觉，浑然不觉生活中缺了点啥。我天生不会喝酒，人类在酿造业上取得的种种非凡成就，与我全不相干。你若觉得我可怜就尽情地施舍同情心吧，你若觉得我可悲就尽兴地表达鄙夷吧，反正我还是不知不觉，自我意识中并没有缺胳膊少腿的感觉。公正地看，我之不会喝酒，应按生理缺陷论处。

　　嘲笑有生理缺陷的人，已是文明人的禁忌了，对聋哑人或盲人，国人的觉悟都有了相当的提升，都知道应该加以关怀。然而，对某些表现方式较为隐蔽的生理缺陷，人们的认识似还有待提高。尽管古人早就有过“诗有别才，酒有别肠”的著名论断，旗帜鲜明地证明，喝酒其实和写诗一样，属于天下最勉强不来的事情，但当朋友们在酒席上分宾主坐定，尤其当一溜酒瓶如十八般兵器在一边森列待命的时候，一切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性格豪爽、腹有酒泉的朋友，这当儿自然英姿勃发，活脱脱一位当代武松，而如我这等性格虽然谈不上卑琐但偏偏视酒如鬼的可怜虫，就只有暗自叫苦、酒未沾唇心先毛的份了。简单地说，世上无论哪一种酒，到了我嘴里，命运都与“春风过驴耳”不相上下，再好的啤酒，我都有能耐把它喝成马尿。这是一份命里注定的煞风景，它并不以我与朋友间友情的深浅而转移。在我居住的上海，由于并无“煮酒论英雄”的习惯，即使我以茶代酒，也不会遭致朋友耻笑，我倒还能与这份生理缺陷相安无事，就像患有色盲症的朋友看黑白片一样。一旦来到北方，情况立刻大变。

　　与北方朋友在酒席上一坐，我的悲剧就正式开锣了。见朋友举杯在手，开始绕桌巡回，发表灌肠演说，我的体表温度就急剧下降，原来还算差强人意的那点社交智力，立刻蒸发殆尽，浑身上下也在第一时间进入白痴状态。早先，不知深浅的我还曾试图与朋友摆事实讲道理，苦口婆心地解释我之不会喝酒纯系天杀，低三下四地恳求得到额外豁免。但我的话音尚未落地，朋友们即用一连串明显经过无数次彩排合练的顺口溜，让我明白住口才是硬道理，喝酒才是大丈夫。我发现，即使我的智力没有因恐惧而下降，即使我具有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口才（你当然知道，实际上我连猪八戒的口才都没有），我也不可能幸免于难。因为，我不是在与一位朋友斗嘴，而是在与一种比酒窖还要神秘幽深的文化现象进行对抗，除了失败，不可能得到第二种命运。所谓失败，其实也就是这样：每次与北方朋友吃罢饭局，两小时后我都能从镜子里看到一百个我，个个摇头晃脑，面如白无常；个个冲着我问道：你是谁？

　　当我终于清醒过来，我难免会竭力回想朋友们酒席上说的种种趣味横生的劝酒话，越想越觉得奇妙，越觉得深不可测，越觉得即使为此再死上一回，也是物超所值。我一直想到脖子抽筋，才猛然发现，依据他们的逻辑，原来人类最伟大、最忠诚、最可靠的朋友，根本不是人，而是一座座酒桶。当原本无知的酒被转型为一杆秤，人际间的忠诚、友情都必须经由它的过磅才可能得到衡量，平心而论，依旧无知的酒并不会产生多少狂喜（表现为啤酒还是啤酒，三十八度的中性白酒不会因为激动而骤然发酵成六十二度的烈性酒），人类赖以自豪的理性，却有了相当程度的滑坡。

　　说句煞风景的话，中国酒席上如此丰富多彩、机智百出的劝酒语，本质上是反智的，它们只是音节上有趣、口感上滑溜而已。信奉酒桶霸权，对于天生的刘伶一族，自然如鱼得水，两相欢悦，对于我等酒席上的弱势群体，则构成了一种可怕的酒桶专政。酒桶专政的特色在于：赋予酒精以最高裁判官的地位，让酒杯表达一切，包括证明一切，否定一切，赞美一切，贬低一切。仿佛酒精不是酒精，尽管酒精还是酒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