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３月１日起，云南省将施行《关于省政府部门及州市行政负责人问责办法》。这项制度明确提出，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对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的依据之一。（新闻见１月２８日《中国青年报》）

　　不可否认，“否决问责”在强化某项重点工作的责任意识、抓好某些具体工作方面，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否决”的理由过滥、项目过多，就不正常了。云南省一下子搞出这么多“问责”，表面上十分严厉，其实中看不中用。

　　应该承认，被媒体曝光，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这说明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某些领导的工作存在偏差与问题，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通过媒体的监督作用，让问题及时得到解决，这本是媒体的职责。按云南问责新规的规定，如果被媒体曝光，领导干部将遭到“问责”。表面上看，是在重视舆论监督，但只要对该《办法》稍做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把媒体监督纳入“行政问责”依据，也有不少副作用。

　　对媒体曝光“过度热心”，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某些领导为了不被问责，千方百计阻止问题曝光，怎么办？这会不会影响媒体报道的公正与自由呢？在笔者看来，如此问责新规不像是重视媒体监督，倒像是担心家丑外扬，害怕媒体曝光、揭短，诱导干部“防火防盗防记者”。

　　应该承认，负面报道对当地政府形象与部分官员仕途确有影响。但做好舆论监督，客观、全面报道事实真相是媒体的神圣职责。负责任的政府更应该有直面问题、接受舆论监督的勇气，而不能把舆论监督装在鱼缸里。

　　新闻传播学告诉我们：不炒作、不渲染，不受采访对象的干扰，保持工作的独立性，保证采访、报道的真实性是舆论监督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媒体监督只是外部监督，媒体并不能代表法律、代替制度，媒体报道只能作为参考，不起决定作用。被媒体曝光，说明还存在某些问题。但被曝光的问题是否需要问责，如何问责，应该是依法依规办事，不能简单地把媒体曝光与问责混为一谈，更不能依媒体报道行事。如果媒体报道的功能被无限放大，不但媒体不堪重负，又把法律与制度放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