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每年都是新的，可只有孩子懂得去感受这种“新”。生活质量提高了，物质丰厚了，看啥好东西都不新鲜了。在鼠年春节来临之际，让我们听听８位郑州人的春节回忆。晚报记者 苏瑜 实习生 任中敏／文 图为资料图片

　　

　　不同年代 同样快乐

　　

　　时间：20世纪50年代

　　这个年代的人们，过节找到最欢乐的理由和最爱说的话就是“劳动光荣”、“劳动最美”、“劳动创造世界”。各厂矿、机关、村庄都要举办文艺演出，县文化馆则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各省会城市也有各种游园、赶会、灯展、文艺节目演出等活动。全国城乡４亿民众欢天喜地，普天同庆，神州大地一片喜气洋洋。除了喜庆欢乐，刚解放正在发展建设的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事件，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系列振奋人心的事件，过节的人们才找到了无比兴奋的理由。

　　人物：李春生 ７１岁，原国有企业修理工

　　“哇！那白面馍还没出笼，口水都下来了”

　　据老李介绍，没解放时，过年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大大小小的资本家都讲究互相拜年，这就是所谓的“上层”社会交往。来串门的都喜欢往门上塞个名片，谁家门上的名片多，就说明谁家的人缘好，这是你交际好不好的重要指标。而那时普通老百姓可称为无年可过，温饱问题困扰不说，兴许还有讨债的煎熬，生活困苦。

　　“１９４９年郑州的春节，因为解放而不同寻常。刚被国民党兵席卷一空的老百姓虽然在物质上没什么质的飞跃，但精神上的愉悦却让他们感觉这才真是在过年，孩子要是闹着嫌年夜饭不好，大人会说明年就好了，因为已经解放了。那年又迎来全国解放，年终，郑州人民用自己的方式和全国人民一起度过了一个真正的‘解放年’，尽情欢乐是大家共同的主题。”老李边回忆边说，“快到春节时，‘腊八祭灶，新年来到，小妮要花，小小（音，方言指男孩）要炮，老婆要衣裳，老头打饥荒’的民谣，在郑州到处都可以听到。”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是传统的‘祭灶日’，我母亲一大早就起来忙着和面，下午面发了，母亲把那些发好的面反反复复地揉，一团一团的面拉开，抹上一层油，撒上一层细细的葱花和盐，做成一个个的白面馍。哇！还没有出笼，就闻到葱油香的味道来，馋得我们直流口水。当第一锅饼子出锅时，我早已忍耐不住伸手去抓，却被母亲啪地一打：‘去去去，这第一个白面馍得先给灶王爷吃，灶王爷吃了会上天给咱送面送米送财的！’”

　　“年夜饭让人想起就流口水，有扣肉、炸丸子，还有粉条、萝卜、豆腐、白菜等几味菜，加上大白面馍配着吃，那味道真是美不可言啊，够我回味一辈子了。后来我自己成家了，生活一年比一年好，可怎么也做不出比那更香的饭菜了。”老李感慨地说，街坊邻居都来回串门，说着“新年好”，“恭喜你、好身体”的祝福，然后抓把糖、抓把瓜子。不像现在，关着门谁也不认识谁。

　　李春生说，那时候，人们沉浸在解放后重建家园的兴奋中，过春节到处都有活动，很多地方都搭有戏台，尤其以郑州市人民公园、建设路碧沙岗公园最为热闹。“搭戏台、舞狮子、推旱船、踩高跷……各个单位组织的这个队伍那个队伍，可谓人山人海。国棉几个厂，一个厂出一个戏。以二七纪念塔为中心，还多次举办过大型灯展。还有碧沙岗公园，一般下午５点多人便开始多了起来。大街小巷，挤拥不动。活动一直持续到元宵节”。

　　人物一：陈建铭 男，５３岁，学者

　　“第一年下乡的知青，看着农民春节团聚很眼红”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大批中国知识青年奔赴到东北、陕北、西双版纳和内蒙古草原，年复一年地体味着远离亲人的春节滋味。而郑州，六九、七零两届的５万名知青，由于当时郑州革命委员会主任王辉的关怀与照顾，组建知青农场，全部下放到郑州郊区。于是，他们成为知青中的幸运儿。春节的到来，让内心孤寂的他们无比地渴望团聚，无论是冰天雪地的恶劣天，还是过“革命化、政治化”春节的号召，都无法阻止他们回家过年的路。他们在自觉不自觉中，蓦然发现并放大了人生中原本最平常的欢乐与团聚。

　　但第一年下乡的知青是个例外，那年大部分人都没有回去，体验了一把“革命化”春节。陈建铭就是其中一员。想起那个远离父母亲人独自过的春节，陈建铭不由得感慨起来。

　　“那时我１７岁，第一次过一个人的春节，不免冷清，没有热闹的年夜饭，没有全家人的守夜，没有心情等待着另一个新年的到来，更多的时候，只是匆匆打发了饥饿的肚子。看着农民们团聚过春节，有点眼红甚至是痛苦。”

　　不过时过境迁之后，这个在郑州市郊区祭城公社贾岗大队度过６年多岁月的知青，不得不承认那个“革命化”春节还是挺特别挺有纪念意义的。“曾记得，就在后贾岗、邢庄、李平庄这３个村之间，遍布大小沙岗十几座，尤其是后贾岗与李平庄之间的沙岗最大，如一座座小山横亘在两村之间。曾记得，那年春节正赶上一场接一场的漫天飞雪，寒气逼人，滴水成冰，我们祭城公社‘五七’知青农场第四连的‘五七’战士们却一人拿一把铁锨，站在旷野里深翻土地，真可谓战天斗地，披荆斩棘，早起晚归，硬是把荒草丛生的１６０多亩盐碱滩地改造成夏收麦、秋收稻的肥沃良田。也就是这个春节打下的好基础，到１９７５年夏，我们连实现了粮食自给，并上缴了一次公粮。”

　　回忆起儿时与父母过年的情景，陈建铭显得一脸陶醉。“节前几天，要打扫卫生，干干净净过春节。家里最大的工程是拆洗被子，那是我老妈的专利。那时还没有洗衣机，全靠在搓板上用手搓，工作量大，家里几床被子要分几天洗，很费劲，节后老妈的胳膊往往要疼好几天。可是她仍然开心，因为有孩子守候在她身边。最让人兴奋的是春节有‘特权小吃’可吃。春节是计划供应时代一年中唯一有特殊食品供应的节日，按人头供应分配给花生、瓜子、杂拌糖、点心、鱼肉等。在年三十儿晚上，将饭桌拉开，按人头摆好几只凳子，将所有好吃的放在盘中，摆在桌上，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其乐融融，这可是永远定格在我记忆中的美景啊。”说到这儿，陈建铭不好意思地憨笑着，“儿时嘴馋，常是连吃带藏，趁着家人不注意，抓一把瓜子、花生揣在兜里，随后找地方藏起来，留着节后慢慢吃。”

　　时间：20世纪70年代

　　年代备忘录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年夜饭呈现由贫乏走向丰富、由肠胃单调到饕餮大开的改变——食的复归可以说是人性复归的一个信号。从７０年代春节气氛的演变对比中，人们感受到的最大喜悦莫过于此——有了安全、自由、温暖、热闹、团圆感觉的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

　　人物一：周丹艳 女，４６岁，教师

　　“买东西凭票供应，想吃顿好的年夜饭得会抢购”

　　那年代物资短缺，生活用品基本上都是凭票供应，人们的消费主题是“排队抢购”。要想吃一顿稍好的年夜饭对他们有许多要求：好身体、好耐心、早起床等。周丹艳儿时春节抢购的是猪肉，她的过年记忆里少不了猪肉的存在。

　　“儿时每到年前，父母会买上一大块的猪肉（其实就是一斤）。因为家里不富裕，一年吃上几次猪肉就算是奢侈了。记得１２岁那年，我已经会骑自行车。那次我光荣地被母亲派往姥姥家送肉，母亲把肉绑在自行车后面的架子上，让我先在家门前的小路上试试。可是我车技太差，刚上车就摔倒在地。母亲说别去了，等我哥哥回家让他送，可我怎么愿意放弃这个光荣的任务？我向母亲承诺一定能安全地把肉送到姥姥家，母亲只好同意”。

　　“那天到了姥姥家，他们的厨房已经摆着两块大小不一的肉（其实也都是一斤不到），那是我的大姨和二姨送来的。”周丹艳说，那天和姥姥闹了点别扭，饭没吃就回家了，从此在亲戚中落下了“倔”的话柄。

　　如今，周丹艳已经不是那个动不动就生气扭头走的小女孩了，人们也早已不以猪肉为过年的主要食物了。“现在不是上展览馆，就是逛商场，不是窝在家里上网，就是约人打牌。感觉年味越来越淡了，快乐也越来越少了。记忆最深最快乐的还是儿时的春节。”周丹艳如是总结。

　　人物二：翟少刚 男，３３岁，工程师

　　“接压岁钱的过程，讲究的是真功夫”

　　７０年代生人翟少刚，说起儿时过年便眉飞色舞。“小时候过年可真是小孩儿家的盛宴，不仅肚中的饥懒之虫喂了个饱，口袋都连带沾了光。那发红包的开场白通常是这样的：‘啊，小孩儿可真聪明漂亮，来，红包拿好，快快长大。’这时可是最见小孩儿功力的时候了——要装出扭捏的样子，不情愿地摆着身子往后躲。发红包的大人立马就急了：‘你不拿可不成。’接着便是象征性地推劝，一来二去的，搞得双方都有些不甘不咸。那可真叫‘高手过招’，讲的都是真功夫啊。最后，当１０元大团结终于落到了俺手中，大人们总算松了一口气。”

　　压岁钱对于那个时代的孩子，企盼与喜悦纠缠在一起。它让无数孩子的荷包鼓鼓囊囊，流着香甜的口水做了一宿又一宿的好梦。“只是好景不常在，那红包辗转了几天，最后还得落到母亲的口袋里。”翟少刚叹口气说，“元宵节还没过，母亲就会召开家庭会议，把家里紧巴巴的开支一笔笔算给你听，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后，你只能屈服，乖乖地把压岁钱‘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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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世纪60年代

　　年代备忘录

　　紧日子里过出好兴致，上世纪６０年代的春节因此令人难忘。平日里粗粮细做难见荤腥，除夕夜的富强粉肉饺子显得分外香；平日里没有零花钱，春节里糊个纸灯笼，买个风车，哪怕是只逛什么也不买，都能让孩子大人高兴一年。集体性是那时春节的特征：单位发票看电影、操办游艺会、团拜，街道统一发票证、购货本，组织打扫卫生。推开不同的门，每张餐桌上的菜肴是相似的，每个房间家具摆设是相似的，人们的穿戴是相似的，对生活的渴望也是相似的。

　　人物二：李雪琴 ５３岁，原国有蔬菜公司营业员

　　“红烧肉是一年才吃一回，那年代，困难”

　　“吃白馍，吃米饭，吃块肉，戴个花，听放炮，小时候眼巴巴望着过年，因为过年就会有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这是李雪琴对儿时自己过年的总结。

　　“当时的国家整体形势是少吃缺喝，还要还苏联‘老大哥’的债务，所以大家在生活上都勒紧裤腰带。当时母亲在食堂上班，就捡些萝卜疙瘩、白菜疙瘩和白菜帮带回家给我们姐弟６个人炒着吃。你知道吗？那时有的人家连这都吃不到。因为普遍困难，过年也就是吃顿饺子头上戴个花的事，可即便如此，大家仍然天天盼着过年。能吃肉，尽管少得可怜；能穿新衣服，哪怕是自己改做的布衣；能放炮，更多的是听和看；小孩子运气好的话，还会有几毛压岁钱”。

　　李雪琴和姐姐们常常盼着过年，因为过年父母会包点饺子，做点红烧肉。“红烧肉是一年才吃一回，不像现在饭店遍地都是。还有一道大餐粉条熬白菜，里面只有点肉皮。为了过好年，年前我们几个姐弟都会去捡煤渣，那是附近厂里扔出来的废煤渣，卖的钱一部分给爹妈贴补家用，一部分留到过年的时候自己买好吃的好玩的。母亲给我们准备了过年的新衣服，平日里都不舍得穿，只有到串亲戚要出门了才穿。尽管是旧衣服翻新（就是把衣服旧的一面改到里面）。”说起往事，李雪琴脸上生出好些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