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

　　“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这是鲁迅的名言，是鲁迅晚年在其名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说的话，掷地可作金石声。１９８６年秋，在浙江宁波巴人学术研讨会上，我请黄源老为我书写一小笺，他想了一想，写下了鲁迅这句话。这可以看作作为鲁迅学生的黄源老对鲁迅的敬重，也可以看作黄源老晚年借鲁迅的话以自况，显示了他对新知的追求。

　　我第一次见到黄源老是１９７８年春天，那一天是阴天。沿西湖湖滨路走到他在葛岭上的寓所，要爬很长的台阶，走得又很急，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很累很热，满头大汗。只记得当时室内光线比较暗，但黄源老的热情，顿使我感到很清凉，很亮堂。对于这位文坛前辈来说，我只是一个小伙子，也是一个不速之客，可是他没有架子，耐心地解答我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许多问题。

　　黄源老给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也在１９８６年秋的巴人研讨会上。我们一起到巴人墓地祭拜，黄源老忽然号啕大哭，虽然黄源老是中共党内的一个高级文化干部，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文人，一个性情中人。黄源老除了鲁迅以外，谈郁达夫谈得很多，曾应我之请写了《在＜蜃楼＞描绘的葛岭追念前辈郁达夫》，正是因为他和郁达夫一样，都是性情中人，真诚的人，他推崇郁达夫的真诚。

　　如何给黄源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定位？他是一个鲁迅研究家，他既然写了那么多研究鲁迅的文章，出版了《纪念鲁迅》、《在鲁迅身边》、《鲁迅致黄源信手迹及注释》等书，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弘扬鲁迅精神他是不遗余力的，所以称他为鲁迅研究家，他是当之无愧，毫无疑义的。从《黄源文集》第一卷、第二卷可以看到，他也是一个散文家，有他自己的散文风格，抒情和议论相结合的风格。《黄源文集》第三卷是译文集，再清楚不过，他又是一个翻译家，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到晚年，他都在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不少东西方的优秀文学作品。

　　除了鲁迅研究家，除了散文家、翻译家，黄源老还是一个出色的编辑家。然而，文学编辑家的黄源老至今没有引起研究界足够的重视。黄源老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学》杂志和《译文》杂志的编辑。我们往往对文学编辑家在文学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估计不足，不仅仅是忽视了黄源老。没有他们多姿多彩的文学编辑活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进程就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文学》是在《小说月报》停刊以后，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小说月报》传统的极为重要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学杂志，我们对《文学》的总体评价过低，当时大型的文学杂志除了《现代》就是《文学》。《文学》的具体编辑工作就是黄源老在做，很多史料值得进一步发掘，进一步思考，进一步探讨。后来，他又接手鲁迅、茅盾、黎烈文创办的《译文》的编辑工作，干得有声有色，这是一个专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早期的新文学作家，像鲁迅、茅盾、郁达夫、巴金他们，本身的外文水平都很高，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青年，许多人没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热爱文学，他们需要好的精神食粮，渴望从外国文学中汲取营养以资借鉴。《译文》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为文学青年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所以黄源老这个文学编辑家的身份应该引起文学史家的关注，好好地研究讨论。

　　我三年前在杭州一家小旧书店觅到一本已故唐振常先生著《蔡元培传》（１９８５年８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这是黄源老的藏书，扉页上有黄源老的红笔题字：“一代巨人 黄源 一九九三年二月五日”。边上又有较小的黑笔题字：“二月五日至八日夜读完”。黄源老当时已八十九岁高龄了，但读《蔡元培传》仍读得很仔细，很用心。红杠蓝杠画了很多，书中写到“元培之‘大’，核心就在于他的兼容并包”，黄源老在这句话下画了红线，在“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等下面也画了红线。每读完一章黄源老又要记下具体时间。如第七章末就有红笔所书：“１９９３年２月６日，散步回来，上午十一时”。凡书中写到鲁迅的地方，也都一一着重标出，加上按语。这本批注本，见证了黄源老晚年的好学不倦，是他实践“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的一个极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