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芳照相馆上世纪８０年代的获奖作品 　　艳芳照相馆二七广场老店面 　　艳芳旧址

　　如果你是７０后，一定对“艳芳照相馆”那时在郑州的风靡有所印象

　　如果你是８０后，在ＰＳ满天飞的今天不妨听听老一辈关于照相的故事

　　岁月无痕。摄影却能抓住逝去光阴的一瞬，留下永久的记忆，这就是摄影的无穷魅力。在郑州，提起老照相馆，“艳芳”首屈一指。特殊年代造就了“艳芳神话”，细究起来，是改革开放让艳芳步入它的黄金时代，也是改革开放曾让艳芳在激烈的竞争中举步维艰，同样还是改革开放，让改制后的艳芳重新焕发生机。

　　在上世纪焕发光彩的老字号照相馆中，如今只剩下京士和艳芳两家。本期，就让我们一起去倾听关于照相馆的故事……

　　晚报记者 苏瑜 实习生 任中敏／文 晚报记者 张翼飞 马健／图

　　开办时间：１９５６年

　　京士照相馆

　　５２岁的老相馆，饱经沧桑

　　２００８年２月的一天，回郑州过寒假的杨卓（化名）走进南大街一家不起眼的小店——京士照相馆。“王叔叔！”一进门她就冲店老板王建洲打招呼。王建洲是杨卓成长的见证人，从她的百天照开始，王建洲每年都会为杨卓拍摄几次照片，其中，生日那天的全家福是绝对少不了的。

　　杨卓的全家福与常人的不同，全是站着的。那是杨卓周岁时王建洲建议杨父拍的。“父母带孩子来拍全家福时，一般都是抱着，当时我对杨父说，如果让孩子站在父母跟前每年拍一张，孩子每年都在长高，从到父母的膝盖、大腿，再到腰，到脖子，甚至超过父母，那将比单纯的合影更有意义。”杨父是位教师，欣然接受了王建洲的建议。近２０年来，从来没有间断过。

　　像杨卓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也许他们没有固定在一个照相馆拍照，也许他们没能坚持每一年都拍一次全家合影，但对于曾定格了历史瞬间的老照片，他们无一例外地都会珍藏在家中，时间越久，依恋越浓，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那种想拿出来看看的冲动的周期也在逐渐缩短。

　　除了当年手写的年月日，如果幸运，或许还会在老照片上发现诸如“国际”、“京士”、“美星”、“人民”等照相馆的名字。这些照相馆曾经都是“艳芳”照相馆的姊妹，归属郑州市服务公司管理。

　　王建洲是１９８３年从部队转业后被分配到京士照相馆的。“照相这行业确实很不错，风刮不着，雨淋不着，日晒不着。”在这个舒适的劳动环境中，他和所有进照相馆的学徒一样，从简单的裁裱开始熟悉各个工种，加上师傅的指点与自己的琢磨，他成长为一名熟练工。２００５年公司改制后，王建洲承包下了这个照相馆。“几十年如一日，习惯了。”４９岁的王建洲感叹，“照相是一个制造美好的行业，相片也是历史的缩影和见证。”

　　京士照相馆是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开业的，在郑州已经存在了５２年。在上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曾风光一时，在历经了国有、集体、公司化改革之后，大部分照相馆都难觅踪迹，如今只剩下京士和艳芳两家。

　　艳芳照相馆            开办时间：解放后

　　落户阶段：

　　广州的老字号来到了郑州

　　提起艳芳，很多郑州人都印象深刻。可这些年来，“照相到艳芳，做衣裳到大昌”这句流传了几十年的顺口溜和“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一样，早已成为特定时代的记忆，逐渐被人们淡忘。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会真正明白艳芳的风光。

　　“解放后，郑州服务行业的水平非常差，政府特地从南方城市抽调相关的服务技术人员来支援工作。”曾任郑州市市长的王均智介绍。当时，广州市支援郑州的两批饮食服务行业人员中，照相业共有７０多人，首批１３人是从广州老字号艳芳照相馆抽调的，他们在二七路１１８号（一说为２２６号。二七路南头路西，原二七摄影社）开设了郑州艳芳照相馆。

　　如今一些年龄稍大的市民对这些照相馆还有印象，花园路的“华星”、二七路的“美星”、西大街的“京士”、棉纺路（国棉三厂）的“棉京士”，还有碧沙岗的“光明”等。

　　“广州援郑人员不仅带来了在当时来说较为先进的照相设备，如相机、镜头、放大机等，而且带来了摄影、暗房、整修、着色等方面的先进技术，使郑州照相业无论设备、材料、技术，还是服务质量，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原郑州市服务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尤其是艳芳照相馆，到郑州后引进了人造光拍照和着色技术，立刻引起轰动。创立于１９１２年的艳芳照相馆原来在广州就很有名气，是由广州三水人黄跃云和刘昌泉合资创建的，铺面宽敞，以大玻璃棚拍照，给许多名人留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１９２３年８月１１日，艳芳的摄影师傅受邀上永丰舰为孙中山、宋庆龄和永丰舰官兵拍照，纪念‘广州蒙难’一周年。１９２７年，鲁迅在中大任教时，与许广平、蒋经三同往艳芳照相馆。”艳芳照相馆的现任经理侯磊介绍说，“广州艳芳的创办人黄跃云曾任郑州艳芳的经理，再加上那些老技师，使郑州艳芳保持了广州艳芳的优势。”

　　据世居西大街的老人介绍说，艳芳照相馆刚由广州入郑后，因为当时刚刚公私合营，有些摄影、修版、着色技工的资产阶级审美观点还比较严重，因此被他们拍入镜头、陈列在橱窗中的，不是“女披扫地白纱，男着燕尾西服”的资产阶级结婚照，便是古色古香仿西厢式的仕女相片。不少前来照相的人看到这种怪照片扭头便走。劳动人民因此批评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的天地，为资产阶级鬼怪思想招魂”。

　　时隔不久，在橱窗和前厅里，便出现了戴柳条帽的工人、扎白毛巾的农民、纳鞋底的家庭妇女……这些新照片是他们请自己人替拍的，工人像个白面书生，农民好似温室花草，纳鞋底的手势像是在绣花，于是有人批评他们歪曲了工农兵的形象。据说，为此还仿照北京市的经验，专门组织了《照相馆为谁服务》的大辩论。之后，艳芳照相馆的服务人员争先恐后地下工厂，入农村，去连队，到街道，深入实际生活，拍摄出了许多感人的好照片。

　　“上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的那几年，艳芳每天都有六七个人下去流动照相，真实地记录下了那个年代人们的工作生活情况。而艺术照则被称为‘怪照片’，有顾客坚持要拍时，摄影师也懂得如何拒拍。”侯磊补充说。

　　文化大革命期间，郑州的照相业几乎没什么发展，一些服务项目被取消，布景、结婚礼装、戏装等或毁或丢，损失严重。艺术摄影完全被取消。从１９７７年开始，各地开始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努力克服长期以来重生产、轻生活的“左”的思想影响，饮食服务业因此得到了蓬勃发展。艳芳也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为拍照人提供住宿，周边省市的人纷至沓来

　　传承了百年老字号技艺和服务的郑州艳芳照相馆不断探索新技术，开发新项目。确切地讲，艳芳的黄金时代应该是从１９７８年开始的。

　　“那一年，艳芳试验冲洗彩色胶卷成功，填补了郑州照相业彩色摄影的空白，１９８０年艳芳照相馆率先开设了彩色摄影室及彩色暗室，购置了３万多元的德国照相机和日本产放大机，成为郑州第一家开设彩色摄影的国有照相馆。之后，陆续购进国内外彩色摄影放大设备和现代化的系列数码照相机、数码扩印机，消除了顾客对照片质量的疑惑，而瑞士‘赛兹’３６０度环拍照相机，更是吸引着全省各地的大型会议、团体合影、专业广告的制作。”经理侯磊介绍说。

　　“当时我在郑州市一家工厂当工人，每天唱着罗大佑和张明敏的歌曲，按时上下班，拿着一份让人羡慕的工资，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收入比较稳定。那时一家能有几个工人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毕竟那时企业的效益都相当不错，工资发放不成问题。经济条件的优越，给了我许多年轻人所不具备的自信，我每天面对的好像都是阳光和青草。我骑着花３００多元买来的永久牌自行车，在郑州市的大街小巷转悠，那时最时尚的艳芳照相馆和百货大楼，都留下了我的身影。”一位郑州市民在日记中如是写道。

　　郑州艳芳不仅在郑州人心中印象深刻，而且在山西、陕西等地区人们的心中已经深深扎根。他们遇有全家福、结婚照、会议照等重要纪念活动常来郑州艳芳邀请摄影师前往拍照。

　　“当时除了二七路南头的艳芳照相馆（现为天成珠宝），公司又在二七路８１号（人民公园东门对面）成立了郑州市彩色扩印中心（现为艳芳摄影）。我负责中心的管理工作。”

　　“那时，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外地来中心拍照的顾客都是要住宿的。”侯磊说，“那时候，这里一层全部是床铺，来拍照的人拍完后，住上一两天，等取了照片再回去。”

　　郑州艳芳曾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及常香玉、陈裕德、邓亚萍等文艺体育名人专门拍照。

　　２００７年新婚的李楠在艳芳摄影拍摄了一套结婚照。面对那么多家新式影楼，李楠为何选择艳芳？

　　“定位不同，最初我也想去那种华贵时尚的店，但比较后发现，艳芳拍摄的照片更耐看，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潮流的改变而暗淡。”并不是所有的顾客都像李楠一样对艳芳情有独钟，如今可供人们选择的机会太多了。

　　上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台湾的婚纱摄影进入大陆，他们先进的营销及服务理念给大陆的照相馆带来了第一次大的冲击。此后，照相馆有了一种时髦的称呼叫“影楼”（确切地说应该是复古，民国时也称影楼或影棚），很快，新式影楼便网罗了一大批追赶潮流的年轻人。

　　艳芳受到的第二次冲击是数码相机的普及，便捷的拍摄方式使人们越来越少踏入照相馆，但艳芳还保留着一批忠实的老顾客，其中以全家福最多。正如侯磊所言：“生意最好时就是春节，二十多口、十多口老老少少的大家庭，以及许多三口之家，都来这里拍全家福。”

　　虽然自２００３年年底改为股份制企业后，艳芳早已扭亏为盈，但激烈的市场竞争对艳芳仍是一个考验。所以，艳芳的定位是“人无我有”，他们努力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照一般人照不了的相，比如证件照、大型会议合影、全家福等。侯磊说：“老字号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我们想把艳芳这个老字号发扬光大。但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发展连锁经营需要大量资金和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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