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一辈子只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不间断地参加科举考试，二是孜孜不倦地写作《聊斋志异》，前者当然是刻意用心而为，却一世与功名无缘，后者或是闲暇无奈之举，然身后成就文名。显然，两者之间有着辨证的因果联系，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前者滋生出后者。简单一句话，县考、府考、院考三考均拔头筹的蒲松龄，却因乡试屡败不第，“意有所郁结”，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借“多具人情”的鬼狐花妖以抒“孤愤”。怎么不是呢？以《聊斋志异》的文学天赋，居然敷衍不出区区三篇达到乡试及格线的八股文，别说蒲松龄，搁谁都会超不爽。因此，从小说中读出对科举制度的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实属入情入理。

　　蒲松龄是矛盾的，一方面，因科考不中而“孤愤”，另一方面，却又在“孤愤”之中仍情系科考，仕途之心，始终萦怀，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想想常觉难以理解，早在１７世纪，作为小说家，比莫泊桑整整大２１０岁的蒲松龄，就已经那么娴熟地讲究文思和技巧。为表现、讽喻现实，他把笔下虚幻的鬼狐精魅游刃有余地驱遣得唯艺术所用，呈现出他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科考中举者都无法比拟的天赋写作才华。但作为一个“高考”落榜生，他的仕途如此不幸，年过古稀才混上个老“岁贡”，此后四年即驾鹤仙逝。不过，对中国小说的艺术贡献及后世读者，又实在幸莫大焉！

　　试想，如果蒲松龄顺利中举，仕途坦荡，哪里还会有那么多的心灵苦楚、郁闷？有“孤愤”，也是矫情得无病呻吟；哪里还会躲在“聊斋”里，“志异”出那么多文言小说的天才之作？有，或许还真会像纪晓岚微词的那种“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

　　考不上科举，也得养家糊口为稻梁谋，蒲松龄只好去当教书匠，一干就是３０年。幸运的是，毕府３０年，成为科场失意、困顿潦倒的蒲松龄最好的人生避难所。在这里，他靠教毕府子女背四书、诵五经、写八股、作诗文，衣食无忧；结识有一代文宗之誉的王士祯，其“爱听秋坟鬼唱歌”，即便自觉“十年颇得黄州意”，也备感“志异”觅得知音。同时，蒲松龄笔下的鬼世界时常温情胜似人间无数，亦与官宦世家的毕府密切相关。毕府的丰富藏书、幽雅园林，都为他的鬼狐花妖故事起到了催生促产的作用。

　　这同时也是后人的幸运，即我们该为蒲松龄一生鬼使神差般的屡考不中而感到庆幸。试想，如果蒲公“高考”得中，顶多也就是清代社会多了一个因为他为人正派所以可能不失良贤的小吏或中吏，估计当大吏的可能性不大，却会失去一位在今天依然带给我们艺术审美的文学大师。这位一辈子的“高考”落榜生，是位天才的小说家！

　　自认“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的蒲松龄，深谙“文人之笔，无往不曲，直则少情，曲则有味”。因此，他能尽曲笔，写鬼狐，抨时政，击流弊，颂人情，“处处为惊魂骇魄之文”，“笔笔作流风回云之势”，把“鬼狐”涂抹在时代的社会生活画卷上，谁能说鬼文里无史迹呢？

　　“聊斋”篇末的“异史氏曰”，一准承自司马迁的“太史公曰”。若非蒲公有以“小说”来写“史”的意味，能如此乎？《史记》中“小说”笔法比比皆是，蒲公的“志异”何尝不是一种另类的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