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尼克松来访 　　１９５４年４月２６日，周率领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访 　　１９５５年４月，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

　　作为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说：“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决不能局限于到外交部搞工作，而是搞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结合起来的外交。”

　　作为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曾说：“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

　　周恩来与郑州的五次缘分

　　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９日，周恩来同志首次视察黄河花园口堵口工程。次年１月８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呼吁国内外各界“紧急制止蒋介石政府这一狠毒的堵口放水活动”。

　　１９５６年８月５日，周恩来总理首次视察刚刚修复的京广铁路黄河大桥，次日又在郑州参观了８省市滚珠轴承展览会。

　　１９５８年４月２０日，周恩来与彭德怀副总理，视察郑州市郊关虎屯农业社和常庄农业社。

　　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８日，周恩来总理亲临黄河视察，深夜视察京广铁路黄河抢修工地，看望与洪水搏斗的工人。次日周恩来又参观了河南省小麦展览馆。

　　１９５８年８月５日，周恩来视察已修复通车的黄河铁路大桥。

　　“谈判高手” 他与尼克松的谈判开启了一个时代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０日，周恩来在北京代表中央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决议》；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０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周直接领导中国方面的谈判工作；１９５４年４月２６日，周率领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１９５５年４月，他又率代表团抵印度尼西亚万隆，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展开“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使万隆会议通过了１０项原则。诸如此类毋庸赘述。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接近中午时分，在北京机场的停机坪上，已经年逾古稀的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站在瑟瑟的寒风中，等待着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到访。

　　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这一历史时刻的：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我知道，１９５４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灭火队员” 他在非常时期稳定了国家乱局

　　１９４８年春，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曾向中央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刘少奇、朱德等汇报了应该赶快抓经济工作的问题。朱德说：“快啦！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管这一个家。”

　　随后，共和国成立，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当了整整２６年的“大管家”。

　　为“大跃进”收拾残局的过程中，作为整个国家内政外交的大管家的周恩来当然很清楚各地大量饿死人的实情，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左右逢源，使尽浑身解数，煞费心思地对国家计委提出的１９６１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报告作了修改，形成后来著名的“八字方针”。与此同时，埋头具体工作，忙于调粮救灾，只谈经济不谈政治，行事十分小心，处处谨言慎行。

　　“文革”初期，刘少奇被打倒后，周恩来被推上了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位置，负责处理党、政、军的日常事务，开始了其政治生涯中最后的１０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嗅出了这场政治风暴所挟带的暴戾之气，小心翼翼地试图对它加以某种约束。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狂潮而无处逃遁时，他不忍心对国家的乱局坐视不管，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点，尽可能地将它们统一起来。

　　周恩来在贯彻毛泽东的“文革”意图的同时，又尽力支撑危局，对“文革”的狂暴起到了某种缓冲制衡的作用。邓小平后来在党内高层谈到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时，曾说过：如果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

　　“革命毛驴”

　　他被认为是全国睡最少的人

　　周恩来去世后，许多身边的同志回忆，认为他是全国睡眠最少的人。投身革命后他长期日理万机，在重大历史关头经常多少天日夜不眠。１９３１年４月，负责保卫的特科领导顾顺章叛变，为了安排上海的中央几十处机关和几百人迅速转移到新秘密住址，周恩来连续几个日夜奔忙，眼睛熬得通红。过去他从不抽烟，这次也破例向身边的陈养山要了一支，只抽了几口就呛得直咳嗽。

　　上世纪４０年代在延安，周恩来就因坚忍耐劳被称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头骆驼”。他自己却说：“不，我只是一头小毛驴。”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就因工作忙碌被人比做古时的周公旦。史称周公“一餐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意思是吃一顿饭和洗一次澡时都要中断几次接待来访者。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１２月致信柳亚子时讲到周总理，也引此典故说：“周公确有吐握之劳。”到了“文革”期间，周恩来一般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胡志明于１９６８年到北京时，向周恩来提出的一个要求便是，希望他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回答却是——“我做不到。”

　　其实周恩来何尝不需要休息，他曾说过：“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面对纷繁的国事和别人无法代劳的难事，他又事必躬亲。１９７４年上半年，他的癌症已开始扩散，但是据办公记录统计，仍有半数以上的日子工作在１８小时以上。

　　本报综合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