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新闻发言人中，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是最独特的一个，每次公开表态，均引发公众关注。任职５年来，王旭明持续与一些媒体及评论人唇枪舌剑，“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中国教育成功论”、“名校生养猪论”，为媒体对其表态之浓缩。对批评声，王旭明几乎都公开回应，雄辩滔滔。

　　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０日，在位于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的国家教育部，王旭明接受了专访。３个多小时的采访中，王旭明办公室的电话始终响个不停，这并不影响他耐心地回答每个提问，不管挑不挑刺儿，始终彬彬有礼。

　　王旭明其人

　　王旭明形容自己是“一步步”走过来的：当过７年多的语文老师；做了７年记者，直至总编室主任；１９９８年，他进入教育部，担任了５年的教育部办公厅新闻处处长；２００３年４月，他始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教育部新闻发言人。

　　他注重仪表，一身玄色中山装，发型一丝不乱，谈话时附加了丰富的手势。在他身上，似乎还潜伏着一些求变的细节，刺破他看似传统的外壳。比如，用周杰伦的《菊花台》做手机铃声；还有，接朋友电话时，他高兴地蹦出一句费翔的《故乡的云》，“归来吧，归来吧……”声音洪亮，唱腔不错，热情洋溢。

　　王旭明语录

　　“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１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１００元一套的衣服穿。”

　　——王旭明的“教育买衣论”

　　“名校生养猪，媒体不必哗然。”

　　——王旭明在教育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时，信手拈来养猪的例子

　　发言人不是传声筒

　　记者：有人说你是替教育部背了“黑锅”。

　　王旭明：新闻发言人就是所供职部门的代言人，不存在背“黑锅”、“红锅”。

　　记者：２００３年你第一次主持新闻发布会时，感受怎样？

　　王旭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课堂，发布台就是讲台……心里紧张，完全用曾有过的老师经历，来取代新闻发言人经历，替代效果挺好。

　　记者：你提出“教育买衣论”后，有人说你是“权贵代言人”，你是否认为当初表态过于武断？

　　王旭明：这样的概括是不准确的。抛开其失真的一面不说，这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我记得有文章说，“王旭明有越位之嫌”，这位论者认为新闻发言人就是传达政府政策。如果从“传声筒”意义上说，我是越位了，但我认为一个合格的新闻发言人不是“传声筒”。我从做新闻发言人的第一天开始，就用１６字作为自己的追求，我认为新闻发言人的职责是“传达政策，提升理念，引发深刻，丰富情感”。

　　我的１００多场新闻发布会没有一场是照本宣科式的。我力图用自己的方式、方法传达政策，这是我追求的。

　　第二个层面是提升理念，最多的分歧在于此。比方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评论报纸，引发许多争议。我曾动摇过：我这样越位吗？后来我专门拜访过资深传播学者，参加国外培训班时，我也向诸如联合国秘书长前发言人及布莱尔发言人等咨询过，他们的观点集中就是：新闻发言人有转变公众理念，并且由转变的这些理念指导他们新的行为的职责。我更坚定了自己的这种做法。

　　发布会可以开得没有任何非议，但我不愿这样

　　记者：网上有人说你是“清醒的冷漠”、“自我膨胀”……对类似评价你如何看？

　　王旭明：这样的评价我都看过，还有更火辣的，比方说“见过脸皮厚的，没见过像王旭明脸皮这么厚的”，点名道姓。如果狂妄点说，世界上任何大师，在他们工作阶段，甚至在他们生前，都遭到过非议。我当然不能跟这些大师媲美，我做的是很微小的工作，但我深深感到我做的这件事的重要性和我所追求的这１６个字对我人生价值的体现。你可以不这么开新闻发布会，比方你可以简单说，“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请来了张三、李四、王五，请张三、李四、王五说，大家有问题吗？好，今天我们的新闻发布会结束了……”

　　这样做很保险，没有任何非议，我不是不会。但这样做我不愿意，这１６字目标是我内心的追求，没有什么力量比自己内心追求更强大的。自己内心有种信念，认定了要这样做，什么也阻挡不了。我最大的痛苦是照本宣科。

　　记者：要你“下课”的声音有很多次，你有压力吗？

　　王旭明：也有……这样的压力是有形的，有很多压力是无形的。还不包括这个工作本身的压力，比方说什么都行、怎么说也行，但你不能说错。但人不是机器，尤其我这样的说法。我说新闻发布工作如果不照本宣科、是自己解读式的，就是在钢丝绳上跳舞。

　　媒体有概括权，我也有反驳权

　　记者：对一些批评，你并非一味沉默，而是主动还击，原因何在？

　　王旭明：网上和各种媒体雨点般地对我抨击，“王旭明到处散布‘媒体无知论’”……各种谩骂都来了。针对这个，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断章取义的批评是真正的无知》，你们不能断我的一个章，媒体有概括权，我也有反驳权。有人说我“教训媒体”，我不是教训（媒体），我认为新闻发布会是我的一个台子，我当然要利用这个台子宣传我的主张。

　　记者：你特别反对贫困大学生拿捐助者的钱？

　　王旭明：我们一方面在很多时候缺少同情，在某些方面又泛滥着廉价同情。困难大学生不等于一般弱势群体，和残疾人、和自然灾害中需救助的人不一样。我认为对困难学生捐助不应是慈善事业，而现在在某些方面成了慈善事业。

　　我认为，国家资助困难学生政策核心是国家助学贷款。在发达国家，用国家助学贷款完成学业已是惯例。我个人认为：今后应该第一，不分贫富，凡上大学的学生都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第二，凡是用国家助学贷款完成学业的学生，我们延长他的还款年限，现在是６年，我认为应延长到１０年；第三，现在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是国家、学生各贴一半息，我认为将来学生１０年后只还本、不还息，息全部由国家付。国家资助困难学生政策不是国家福利政策，它不仅给钱，同时让学生的精神品质成长。    

　　我没受到过“严厉批评”

　　记者：据说教育部部长周济每次都要将你主持的新闻发布会实录过一遍。

　　王旭明：是的，周济部长对新闻发布会工作很重视，从头看到尾，甚至不断提醒我：这个地方该怎么说、那个地方转折时该注意……指导很细。批评也有，比方他说，这个地方下次要注意点。我主持了１００场新闻发布会，我没有传达错政策，底线是不能把政策传达错，因此所谓（对我的）“严厉批评”还没有。

　　我有时也“脆弱”

　　记者：你平时的状态是怎样的？

　　王旭明：做新闻发言人，体力要有一定支撑。我在单位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１０个小时，而且基本无周末；１００场新闻发布会我基本都是站着，一站就两小时……这可能得益于我每周至少游一两次泳，还打乒乓球、羽毛球。我不打网球，太奢侈。有条件的话，还能跳个普通交谊舞。我也特别喜欢去卡拉ＯＫ，是种放松。周杰伦唱了《菊花台》后，我就喜欢这首歌。（大笑）

　　记者：退休后你想做什么？

　　王旭明：这个问题问得早了些，但是肯定要充分享受人生。我向吴仪学习，她在国际商会上说“希望你们忘记我”。我觉得这是人生至高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但是每个人都可以追求的。 据《 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