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难不难？上学贵不贵？答案是肯定的。如若不然，十七大报告不会将教育问题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指出要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

　　同时，我们应心平气和地看到，对于某些握有权柄，掌握教育资源的人来说，上学的确不难，上学亦的确不贵。我们还应看到，义务教育法的修订与颁发，义务教育法的贯彻实施和义务教育的相对均衡发展，一定程度上纾解了上学难、上学贵。

　　但我们必须承认，在当下，上学难、上学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症结出在哪里？教育投入是一大问题。我们知道，早在1993年，国家就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上世纪末占GDP比例的4%，可惜，这个目标并没有实现。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曾疾言，中国“少修几条高速公路，少建几个机场，少建几个城市广场，就把教育投入解决了”。

　　教育资源失衡，义务教育的非均衡发展，是导致上学难、上学贵的另一诱因。比如，在某地，一“编外”18年的老师独撑一所学校。全国人大代表朱永新教授说，农村教育是我们木桶里面最短的一块板。在有的地方，七八十个孩子挤在一间教室，教育质量又怎么能够保证？

　　与此同时，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横亘，亦导致农民工子弟上学难、上学贵。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信宜中学特级教师吴菊在今年两会上直言，家长在外打工的人最希望把孩子带到城里读书，可城乡之间一条无形的门槛把他们的愿望拉远。农民工康厚明代表则说，农民工的孩子进幼儿园都要比城里的孩子多交几百元钱。

　　当然，在不赞成这样说的同时，我们还应将着力点放在是什么导致了“上学难、上学贵”，并循此思路，徐图解决，特别是如果能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把教育放在社会事业发展和改革的重要位置，假以时日，从长远看，上学不难、上学不贵的愿景也一定会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