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下的小细节 之 建设西区
【研究郑州地理特性】
当时郑州要搞全面建设,到底怎么弄呢?我把能划拉到一起的部门、专家全都找来,认真研究了郑州的地质和地理特性,当时的西郊地势高,不会被水淹;西郊是荥阳、巩县那种可以挖窑洞的土,东郊则是中牟那种适合种花生、西瓜的沙壤土;西郊地下水位3~5米,而东郊地下水位太高,农民抗旱挖一两米就见水了,按照当时的建筑水平,建造多层建筑有困难。所以我们依据这些情况提出一套规划方案:工业企业集中向西发展,这才有了今天的西区工业区。
有人说了,郑州没少占武汉的便宜。建设郑州五大棉纺厂的省建五公司(原名中南纺织管理局工程公司)、后来的郑州第二砂轮厂,都是在武汉组建,后来搬迁到郑州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计划在不断调整,就说原本要建在郑州的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轴承厂等,在郑州厂址都选好了,后来改建在了洛阳。这个事情我是有发言权的,现在有的同志讲郑州如何如何,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郑州西区的第一次快速发展,是毛主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以后,其中讲到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你们知道,当时中国工业布局极不均衡,工业几乎全在沿海地区,这不但不均衡,也对国防不利,所以才会有对包括郑州和洛阳在内的中西部城市的集中建设。
【市长“换大米”】
“一五”时,郑州和咸阳、石家庄、北京一起,被国家确定为“四大新兴纺织基地”。计划经济也有好处,“全国一盘棋”,调人方便,国家从上海等地调来大批管理干部和技术高超的工人,要不然,郑州纺织业不可能发展那么快。
可这些南方的工人来了,别的都好解决,吃饭是个麻烦事,他们什么苦都能吃,就是不能没米吃。郑州当时不产米,计划经济体制下,粮食的调拨极为困难。怎么办呢?
当时虽然是计划经济,但还是通过有关部门调剂,还可以找南方比如信阳地区“协作”,就是拿彼此的特产交换,我那时用郑州的大枣和花生,和信阳地区“协作”来了不少大米、鱼虾。虽然不能足量供应,但南方人可以凭粮本买到一定数量的大米。
但光靠“协作”还是不能解决郑州的大米问题,必须想办法种水稻。后来黄委会引黄河水淤大堤,我感觉是个机会,可以借此在郑州东郊和北郊修鱼塘、种水稻。但搞这个必须建一个电网,这种计划外的项目是买不来电线的,必须给人家原料,人家才会给你加工电线。当时第一机械部部长来郑州视察电缆厂,我陪了他一天,发现电缆厂有很多铝线头、铜线头,就想把这些废料留在市里,但是部长说要打包运到上海。我一听,没戏了,再想办法吧。
说来也巧,当时冶金部铝业公司设在了郑州,公司总经理是我在沂蒙山区抗战时的老战友于坚同志。我就天天去找他,让于坚同志想办法,这样才买到10吨铝,用这些铝换来了建立农田水利化电网必备的变压器、电动机和电线。就是这样,郑州才种上了水稻,才让棉纺厂的南方工人们有了更多的大米吃。
【中原影剧院惊动两部委】
郑州刚建市的时候,财政上非常穷,那时候我经常抱怨,说计划经济把市里弄得没钱花,说起这个计划经济,那真是纪律严明,不能动的钱一分你都动不了。当时省直各厅局一些干部宁愿到其他地市,也不愿到郑州。因为按照规定,本市不招待吃饭。到郑州市来检查工作,中午他们还得跑回东郊吃饭。
可是那时西郊的人口已经17万多了,和刚解放时的郑州一样多,光产业工人就两万多,这么多人要吃饭,要娱乐,要看电影,可市里没钱,怎么办,想办法吧。于是我就说服省工会拿钱建设。但省工会有顾虑:这文化宫建在郑州西郊,工会拿钱,新乡、洛阳等城市会有意见。所以最后商量好是由省工会拿钱,市工会负责建设,名字叫“省工人文化宫”,由市工会代管,市工会用,叫省工人文化宫实在是名不副实。可将错就错,这名字一直用到现在。
工人文化宫建好1年以后,几个国棉厂的厂长到市里开会时,提出西郊少个电影院,说他们愿意出钱,让市里帮助盖一个。我当时想,好啊,有钱好办事,结果就是几个棉纺厂出钱,在中原路和桐柏路西南角建成了中原影剧院。
没想到,几个国棉厂拿的这笔钱很快被当时在郑州办公的中南纺织工业局知道了,中南纺织局告到纺织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又找到了财政部,说郑州市动了他们的钱,财政部行文河南省财政厅,财政厅转给郑州市财政局,结果我就当了好几年的还债市长,一点点地把这些钱还给了棉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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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白 郑州似乎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地方,50多年前的郑州西郊就发生过一个奇迹:沟壑纵横的原野,几年时间工厂林立。印染厂、纺织机械厂、第二砂轮厂等工厂、中小学校、电影院,五六年的时间便铺满了西郊。面积比郑州原有的城区还要大,郑州市在一开始就再造了一个郑州。
在历史青睐西郊,城市建设大干快上的发展之中,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小故事呢?
王均智口述 祁京整理
晚报记者 张翼飞/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