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一景 汤其昌 图

　　郑州故事万元争霸赛第４４号作品

　　他是山东沂水人，却在郑州生活了５６年，他当了郑州６年副市长、１２年市长，是建国后郑州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时间最长的干部。他曾是一名军人，却弃枪从政，为郑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位９２岁高龄的老人，一个自我诙谐为“给郑州人民打工”的老市长，见证了郑州从小到大的全部过程，经历了郑州建设的大时代。而今天，他要讲的是在大时代背景之下鲜为人知的小故事。

　　旁白 在建设郑州之前，王均智和他的同志们几乎没有任何的城市建设经验，而出于对党和人民的责任心，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使得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将郑州改换了模样。

　　第一部婚姻法的推行，是新价值观和旧价值观的一次碰撞，它让人民政府的主张得以深入民心；法桐和全民绿化的开展，为郑州赢得了“绿城”的美名，至今仍值得骄傲；而为新郑州的道路起名，保护古荥遗址，则为郑州留下了从历史到现实的沉淀。

　　王均智口述 祁京整理

　　大时代下的小细节 之 命名郑州

　　【第一批结婚证】

　　那时候郑州有个副市长，他是民主人士，有两个老婆。婚姻法一开始宣传，他一见到我就双手作揖，连连说：“我是罪人，我是罪人。”

　　

　　我是１９５１年从洛阳调到郑州来的，来了没多久，就开始负责贯彻婚姻法运动。为什么最先要做这个工作呢？你们可能都了解，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青年男女的婚姻听从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自主权。妇女更是深受其害。所以，建国之后，政务院颁布实施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当时规定是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现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我当时就负责宣传和贯彻婚姻法。对了，建国后郑州第一批结婚证应该就是我签发的。

　　其实婚姻法的宣传和贯彻倒也不难，当时派到郑州的以华东局的干部为主，在解放区的时候早就讲究男女平等和一夫一妻了，所以干部的思想还比较统一。而对于过去的旧婚姻，我们采取了分别对待的方式，愿意继续一块儿生活的给补办手续，不愿意的就随着本人的意思。到了１９５７年，检察机关开始受理经群众检举揭发的婚姻法实施后和贯彻婚姻法运动后的重婚案件，可以说是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我们的新政府通过贯彻婚姻法运动，把旧社会封建婚姻制度的残暴给揭露了，把贯彻婚姻法的必要性和实行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美好前景也给群众讲明了，尤其是郑州的广大妇女，通过贯彻婚姻法，许多妇女的觉悟被启发，城乡妇女都开始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各项政治活动，把过去男尊女卑那一套一扫而光。

　　婚姻法运动深入人心到什么程度呢？那时候郑州有个副市长，他是民主人士，有两个老婆。婚姻法一开始宣传，他一见到我就双手作揖，连连说：“我是罪人，我是罪人。”

　　【把郑州变成绿城】

　　啥都想到了，就是没考虑到法桐树球的毛毛落到人的脸上、脖子上发痒，所以我很赞同给法桐嫁接，三五年受点影响，但能彻底解决毛毛的问题。

　　

　　我刚到郑州的时候，郑州市仅有５平方公里，人口还不到１５万。城市的确很破烂，人们还把当时的情景编成了顺口溜：“电灯不明，马路不平，无风三尺土，有雨满街泥。”由于郑州处于黄泛区，几乎没有树，风沙大得不得了。见不到绿，尤其是到了春天和秋末冬初的时候，沙土遮天蔽日。郑州的风沙源有两处：一处在京广铁路西，荒地连着沙丘，最有名的是碧沙岗，原来叫“白沙岗”；另一处在郑州的东北部，那里是沙海茫茫，尤其是现在的花园口、柳林镇一带。

　　我是山区人，从小就爱种树，一见郑州风沙这么大，就主张种树。正好当时的市长宋致和、副市长史隆甫也喜欢种树搞绿化，所以我们一拍即合，决定马上种树。

　　刚开始的时候，只能种便宜的树。开始选的是刺槐，在德化街、二七路上都栽了，可感觉这种树树形、材质都不好，能否在全市种植让人困惑。

　　后来有一天，史隆甫拉我到当时的园艺厂（现农业路农科院附近），我看到了高大魁梧的法桐。史隆甫说，这种树春天发芽早，几天就长起来了，秋天落叶快，三五天就完了，时间比较集中，清扫街道很容易，很适合做行道树。我听了非常兴奋，赶紧上报给了宋致和市长。宋致和市长立刻委派史隆甫率领人马赴上海的旧法租界引进近百万株法桐树苗到郑州，说是引进，其实就是托关系，当时也没花什么钱。有了树苗之后，市政府从农民手里买了大量土地，把如今的动物园、东风渠到省人大、肿瘤医院一带全建成苗圃，又在东南、东北方向大量种植刺槐，用以治理那里肆虐的流动沙丘。现在的森林公园，就是在那时栽种起来的。

　　从１９５３年，郑州市开始大量栽种法桐，机关、学校、工厂的庭院也提倡大量植树。当时我们的想法是，法桐好载好活，两三年的时间就能成规模，而且树冠很壮观，很适合当行道树。啥都想到了，就是没考虑到法桐树球的毛毛落到人的脸上、脖子上发痒，我很赞同给法桐嫁接，三五年受点影响，但能彻底解决毛毛的问题。

　　郑州在发展过程中砍了不少树。不是说一棵树也不能砍，可有的树砍得实在太可惜了。像金水河边、花园路、绿城广场等地方，树砍得过多。不少人知道我是当年主持种树的市长，每当有人砍树的时候，就有人给我打电话，但我除了心疼，也没啥办法。

　　我最高兴的就是给郑州留下了“绿城”的称号和这些树，郑州发展很快，建得越来越漂亮，现在经济条件也好了，大家还是不要忘记了种树，不要忘记郑州是一座“绿城”。

　　【郑州路名和济南有关】

　　我是山东人，当时我突然想起，济南的很多路都以“纬”命名，我学过地理，知道纬线是东西方向，经线才是南北方向……

　　

　　上世纪５０年代，由于郑州老城区并不大，而东西两个新区的建设都很快，所以人们习惯性地称东边的行政区为“东郊”，西边的工业区为“西郊”，原来的城区为“市里”，这种称谓就保留下来了。

　　由于郑州建设很快，又基本上是同一时期建成，所以给新建的道路起名的事情就落在了我和另一名副市长王言头上了。我们决定用河南的山水给西郊的路起名，南北向的路以山命名，比如嵩山路、桐柏路；而东西向的路以河流命名，如伊河路、汝河路；一些小街道的名字，则体现为生产服务的时代特色，比如互助路、协作路、前进路。

　　起完了西区的路名，就该行政区了。我是山东人，在济南上过学，当时我突然想起，济南的很多路都以“纬”命名，但很怪的是，这些路都是南北向的。我学过地理，知道纬线是东西方向，经线才是南北方向，所以就在济南道路名称的基础之上，把行政区横平竖直的道路用经纬线命名。而王言副市长又在这个命名方式的基础之上给小街命名，比如政一街之类。

　　【保留下了古荥遗址】

　　……当时虽然是“文革”，但周围大队的干部都还听我的，所以古荥遗址也就没炸，最后保留了下来……

　　

　　现在专家们都论证出来了，说郑州是一座千年古都，我当市长那时候也没啥意识去开发文物，更从没想过去搞文化产业。不过现在想想，有意无意之间我还是保护了一些文物的。

　　就说古荥镇的古荥冶铁遗址吧。１９７４年，古荥１２队的村民平整土地，就平到了当地人称做“红土岗”的遗址上，当时的人也不知道这是啥古迹，就要平了这个地方。他们用了很多办法，最后甚至用上了炸药包，多亏炸药包没响。

　　当时的郑州市文物管理处处长叫于晓兴，他带着人赶到遗址的时候，坚决不让村民炸，双方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后来于晓兴给我汇报这个事情，说是古迹。我就批了个条子给古荥的党委书记：“你那个地方是很有价值的，一定要保护起来。”我在郑州工作了２０多年，当时虽然是“文革”，但周围大队的干部都还听我的，所以古荥遗址也就没炸，最后保留了下来。

　　（下转Ｃ０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