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论在基层还是高层，要扩大民主化，应该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至少没有人在口头上反对了。既然扩大民主化是大势所趋，那么，就有个理顺扩大民主化的顺序问题，即扩大民主化是由下至上还是由上至下。而理顺扩大民主化的顺序，有助于真正实现中国的民主化。

　　从媒体公开报道中我们知道，不论是新一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领导机构中新提名的中共人选，还是在十七大人事准备工作中，在选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过程中，都采用了民主投票程序。特别是去年６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会议，就可新提名为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预备人选进行民主推荐。参加会议的十六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有关负责人４００余人，每人都领到了一张推荐票，并在去年１０月２２日最终选举产生了２５人组成的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这种民主推荐政治局预备人选，被媒体称作开创中共党内先河，是党内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民主推荐会。所有这些，不论从形式还是从实质和结果来看，都无疑表明最高层扩大民主化的决心。而在中共党内高层扩大民主化，给整个国家扩大民主化的顺序也做出了榜样，这就是：各级地方政府要想真正扩大民主化，就只能由高到低由上而下，甚至就从“领导班子”开始。

　　自然，如果没有记错，上世纪９０年代，朱镕基总理在一次全国两会结束会见中外记者时说，中国的直接选举从村一级开始，还要过渡到乡，过渡到县——而他并不是说从中央开始，还要往下过渡到省，过渡到市，更没有说先党内后党外。这样一来，给人们的感觉就是中国的民主化顺序只能由下至上。可从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来看，如果民主化的顺序是由下至上，就会有很多需要解决而我们却不能从容面对的问题。比如，前不久就有则新闻报道，说是贵州一个非常贫困的行政村，村民们为了弄明白每年上面拨下来的那几千块钱到底是让村委会如何花掉的，他们将刻有某某行政村“民主理财”等字样的印章分为五瓣，分别由四名村民代表和一名党支部委员保管，村里的开销须经他们中至少三人同意后，才可将其合并起来盖章，盖了章的发票方可入账报销。这就给人搞糊涂了，在一个已经实行了直选，也就是中国最民主的基层行政村，为何还会出现这种情形呢？只能说明这种直选仍然只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可见，如果只想依靠由下至上来扩大民主化，即使是实行了直选这种人类社会目前最民主化的形式，也还是行不通。

　　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小组会上发言时转述当年邓小平的话：“国家的民主化首先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否则一切都是空的；党的民主化又首先要从中央做起，（各级要从‘一把手’做起）否则也是空的。”（转引自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炎黄春秋》杂志第２页）按邓小平的话做个合理推测：既然“党的民主化要从中央做起”，而我们又是“一切都在党的领导下”，那么民主自然而然也应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从中央政府做起。所以说，新一届中央政治局民主选举，正是在认真实践着邓小平的意愿。

　　时至今日，恐怕连一个不识字的村民也能明白：如果上级民主，下级也就不能不民主；如果乡镇官员民主，村官岂有不民主之理？反过来，一个村官再怎么民主，都不可能影响或改变他的上一级的不民主，非但不能改变，还不能不服从相对而言反而不如自己民主化程度高的上级官员所作出的“决策”，还要“领会”他那实际上并不民主的“讲话精神”或“指示”。试想，村官民主不民主，能改变乡镇领导吗？乡镇官员民主不民主，能改变县里改变市里领导吗？再说，如果眼下所有高于村官的官员都是生活在“有待进一步民主”的世界，你叫村官们在他那“一亩三分地”上，又如何去真正实行“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中国应该如何扩大民主化的顺序，就明白没有政府的民主，没有各级“领导班子”的民主，没有领导班子中“一把手”的民主，中国也就很难真正实现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