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核大战阴云笼罩中国上空时的往事揭秘。 　

　　１９６９年３月至８月，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事件，之后，大军压境的苏联于下半年又私下向美国等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展了防范“新沙皇”侵华战争的紧张战备和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的工作。

　　中央发出疏散令

　　从１９６９年３月初开始，全国战备紧锣密鼓开展起来。从９月至１２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重要战备活动之一。

　　在京的中央大批党政机关，以及北京主要单位、学校，包括其家属，被紧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暂时先疏散至郊区。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和文联、作家协会去湖北咸宁，其他协会去沙城。

　　许多高校也紧急迁出城市。北京大学的一部分疏散到汉中，一部分疏散到江西鄱阳湖畔，北师大师生疏散到西郊东方红炼油厂，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中央广播学院迁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学院迁到湖北潜江。北京农业大学先迁河北涿县，后迁到陕西甘泉。

　　离开“牛棚”不久的中国曲协副主席、作家陶钝这样回忆：“北京市内一片慌乱，一些外地有关系的住户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旧家具的店铺，以贱价收购了大量的家具。我把各家的人叫了来，把大衣橱、樟木箱子、书架，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或选集都装箱运回乡下。旧家具价钱落到大衣橱２０元，写字桌１０余元，一个弹簧单人床垫子才卖了１２元。”

　　１０月１４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１０月２０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１０月１７日，北京市革委会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包括体操、排球、篮球和乒乓球在内的体育表演晚会，观众近２万人，其中被邀请观看的外宾有２０００余人，董必武、朱德、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陈毅、叶剑英、陈奇涵、王震、彭绍辉等应邀参加。会前，他们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晚会请务必出席。

　　在休息室里，周恩来向他们宣布了战备疏散的决定，并宣布了他们的疏散地点。他还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

　　对于被监护的对象，则是单独通知的。

　　１０月１５日，中办主任汪东兴派人把陶铸的妻子曾志找去，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要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自己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曾志回家告知陶铸，陶铸沉思良久，决定不让曾志去：“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

　　１７日，汪东兴来到福禄居，通知刘少奇的几个卫士：“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到开封。”卫士进卧室对刘少奇说了，刘少奇一言不发。护士用蘸了紫药水的棉签在纸上写道：“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刘扭头不看。

　　老同志大多数被安排在京广线及其附近地区，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经过个别调整，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而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原囚禁地。

　　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时还被要求，离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交；离京以后，凡是绝密文件一律不发；各人参加所在地工厂、农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不经中央批准，不允许重返北京。

　　一些部级高干也被疏散：何长工去江西峡江，胡耀邦去河南潢川，谷牧去四川……住在北京海运仓招待所的宋任穷、黄火青、黄欧东、陈再道、钟汉华、秦基伟等人，也被紧急疏散。

　　１０月１７日、１８日，在严密的戒备下，刘少奇、陶铸先后离京。

　　２０日离京的人最多，有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云逸、陈奇涵、徐向前、刘伯承、陈云、谭震林、王震和王稼祥等。

　　２１日，陈毅离京。同日，徐海东带着氧气袋离京去郑州。

　　２２日，邓小平离京。

　　这些离京的老同志，一般是夫妻同行，也有单身的，如聂荣臻，他的妻子张瑞华已被下放到吉林省一所干校劳动；徐向前的妻子黄杰在纺织工业部受审查；陈云的妻子于若木已去中科院的湖南衡东干校。经批准，有的带有少数亲属，如邓小平带了继母夏伯根，张闻天带了１０岁的养女。

　　一些还处在被审查期间的高干，是被押送抵达安排地点的。刘少奇、陶铸自不必说，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一路都有专案组人员“陪同”。秦基伟等人也是如此，秦基伟后来回忆：“在火车上，我的卧铺对面是八三四一部队的一名排长，是专门监视我们的。白天，他寸步不离。晚上，我在床上动一下，他就要翻身起来看个究竟，可能整晚就没有合眼。后来我听说，在这批被勒令离京的高级干部中，有的甚至连与他同行的爱人也受到监视。在火车上去厕所不准关门，说是怕自杀。”

　　邓小平住在南昌市郊区，在附近的一家工厂参加体力劳动（钳工），上半天班。每日上下班有人持枪“保护”，平时有武装军人值班看守他居住的大院。

　　审查高干无异于被“发配”

　　刘少奇、陶铸身死疏散地

　　１９７０年春，在职的中央领导人返京。毛泽东于４月２７日返回北京，林彪在三四月间返京。其他人在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３年陆续返回北京。

　　住在从化温泉宾馆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于１９７０年７月奉调返回北京。朱德被通知：毛主席要朱老总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宪法，即刻返京。同月，为准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叶剑英奉调回京。１９７０年秋后批判陈伯达，谷牧奉调回京。１９７１年４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又通知徐向前回京。秦基伟等６人于１９７３年４月离开农场回京。

　　患病回京治疗，须得到中央领导批准。如陈毅腹痛、便血，李富春患牙病，陈云患眼疾，聂荣臻患皮肤病，王稼祥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曾山患痔病，分别经周恩来或毛泽东批准，于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２年先后回京治疗。陈毅于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２１日回到北京，经诊断，患的是结肠癌。

　　邓小平、谭震林等人呈信中央，得到批准后回京。而刘少奇、陶铸、张闻天和徐海东则把生命留在了外地，没能返回北京。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２日和３０日，刘少奇、陶铸在离京的第２６天和第４３天，分别因急性肺炎和癌症，死于囚禁地开封、合肥。徐海东夫妇住在郑州城郊的一个干部休养所，１９７０年２月，徐海东患了肺炎，接着发生心力衰竭，３月２５日病逝。张闻天于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３年两次致信毛泽东并党中央，请求返回北京。１９７４年２月，张闻天在监管生活结束以后，又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一是希望回京度晚年，二是希望中央能给予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机会，１９７５年４月，就迁居事，致函中组部，提出如上海不成，苏州或无锡也可以。６月９日，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８月，张闻天迁居无锡。１９７６年７月１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

　　摘自《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