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神童”宁铂

　　３月下旬的一个周六，上海市番禺路一家培训学校里，仅能容纳２０人的小教室，坐满了稚气未脱的儿童和陪读的家长。

　　讲台上，７７岁的张政用粘满粉笔灰的手在黑板上写下去年上海市中招试卷的一道８分题，问：“哪个小朋友会做？”“根号平方，因式分解。”由妈妈带着坐在第一排的向昭屹扯着嗓子喊道。这个还在读幼儿园大班的６岁孩子，在这里学习了半年，已能熟练地解答带根号的二次三项式。平时在幼儿园，他与同学一起学习自然数的加减法。

　　离这里几条街以外的襄阳南路，张政的长子张方也利用周末在家中的房间里给学生补课。不同的是，他面对的是高三学生。把孩子送到张政父子这里受教的家长初衷不尽相同，但都与一个因素有关：这对父子在儿童教育领域的传奇经历。

　　从“小学到高中”仅用３年时间

　　在一个装满老教案与资料的纸盒里，张政保留着一张黑白照片。那是在１９７８年，１４岁的张方考入中科大第一届少年班时与少年班同学的合影。“这个是张方，这个是宁铂。”

　　宁铂的成名，缘于一封举荐信。１９７７年１０月末，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科院院长的方毅写信举荐他朋友的儿子、天才少年宁铂。

　　不久宁铂得到方毅的接见。宁铂与方毅下围棋、两局全胜的照片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

　　１９７８年大年初二，张政在马路的壁报栏里读到这篇报道。他效仿倪霖，给中科大少年班写信，举荐与宁铂同龄的儿子张方。当时正在永嘉路小学读六年级的张方，在他自创教育方式的教导下，已经能运用微积分解数学题。张政则是一所学校的勤杂工，业余在一些小学代课。

　　１９７８年３月８日，中科大少年班开学。政审没通过（张方一家在文革时期一直是“四类分子”）最后还是因为方毅副总理的批示，新生张方迟到两个礼拜才得以入学。

　　因为身份问题，张方对学校的记忆很不愉快。他不但受到同学的追打，一些老师对他也语带讽刺。

　　早在１９５３年，在工农速成学校教学，张政就发现成年人对数学符号、空间观念的钝感，儿童时期是学习潜力最大的天赋可塑期。张政凭借多年的经验，摸索出一套与现行教育理念迥异的教学体系，儿子是他的第一个实验品。

　　从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６年，仅仅３年时间，张政就完成对张方从小学到高中的数学、物理教育。受身份的影响，他们一家三代五口人被赶出原来的家，栖身于一个小阁楼里，全家的收入来源全靠张政去小菜场摆地摊贩卖自制的刨子。张政说，当时教张方读书，并没指望培养出少年大学生，“那时还是文革呢”。他仅仅是想“让他少出去惹事”。比张方小两岁的弟弟张量没能享受到与哥哥一样的教育，因为张量到入学适龄时，张政已找到工作，成为一所学校的勤杂工。

　　张政给对张方的教育方法是，首先用图画的方式给张方讲故事，等他坐得住了，再教些趣味物理题，比如“大力士躺在一百个钉子的钉板上和两百个钉子的钉板上，哪个比较疼？”物理讲了很多，复杂到需要计算时，才讲数学的微积分，但要学会微积分，前面的代数、三角、几何都得会。“所以，我是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微积分的数学同时起步教。”

　　“如果能引起儿童的兴趣，他们的学习能力是很惊人的。”张政感慨说。

　　

　　被媒体称为高分低能的现代版“伤仲永”

　　在外人眼里很神秘的中科大第一届少年班，实际上只存在４个月。之后，“少年大学生”们被分到各个系里去。班主任汪惠迪更多扮演的是保姆角色。煮鸡蛋、冲牛奶，组织各种文娱体育活动等，是她的主要工作。少年班的男生住在一个图书馆改成的大宿舍里。１６个男生住一间房里，小孩子晚上睡觉经常串床。

　　作为中国科技领域的最高学府，中科大经常会有各种讲座。吴文俊、马大猷这些中国科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每次来讲座，必会与少年班座谈。张方说，那时他们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和礼物。

　　宁铂后来的舍友赵平波，在反思当年少年班的教育时说，那些默默无闻者目前还真有几位有些建树。当年的名人，现在却多少有些失落。

　　张方后来的同班同学、与宁铂在一个物理学会的崔小金回忆说，后来出家的宁铂是那种“在人格上、理想上对自己要求特别严的人”，他看不起那些为学历而读书的人，有自己的一套价值标准。他的名言是：我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张方，则是以一个时尚、先锋的形象出现在中科大。崔小金到现在还记得张方留着长头发、穿着喇叭裤、唱着邓丽君的歌在校园里“招摇”的样子。

　　张方说，自己的成绩是属于不好也不坏的那种，每到考试前的一两周，就抱着书集中突击一下，基本上都能及格。大学４年，他看过几乎所有能看到的国产电影和译制片，在舞厅里交往过一个女朋友，大二就身高１．８０米的他还差点把一个街头混混给废了。

　　若干年后，当媒体把他类型化地处理成高分低能的现代版“伤仲永”时，张方感觉很无奈，“我的生存能力应该是少年班里最强的”，他说。

　　毕业后，他没有像很多空气动力学专业的同学一样被分到对口研究单位或是留校，而是被分配到南京金陵石化总公司。

　　１８人的“神童”实验班１７人考上大学

　　在张方读大学的同时，张政也得到大展拳脚的机会。

　　张方的事迹传开后，先是张政当时所在的黄浦区给他一个教师编制。张政更大的舞台在卢湾区。时任卢湾区副区长兼任教育局长的王乾德看望张方。王乾德问张政，有没有可能把他的教育方法由家庭教育变成课堂教育？张政说，愿意试一试。这个想法得到上海市教委主任舒文的支持。１９７８年９月，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把小学到高中的学制压缩到８年的理科实验班，在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成立。老师只有张政和两名助手，教数学和物理。数学和物理用的是张政亲自编写的课本，其他功课沿用既有的课本。

　　实验班实际上受财贸工作出身的区教育局长王乾德直接领导，没有固定的挂靠单位，在实验班学生童思蓓的印象里，这个班“东游西荡，四处为家，一共８年，却进过５扇校门”。班里学生开始流失。１９７８年实验班成立时有３６个学生，８年后参加高考时只剩下１８个。

　　“活跃”，是王乾德对实验班孩子的印象，“张政一开口提问，底下孩子的手齐刷刷就举起来，抢着回答问题。”

　　现在在上海做注册分析师的林晓记忆：“张老师教我们这３年，基本上把小学到高中的数学、物理知识全教给我们，后来的老师教我们时特别轻松。”

　　在林晓那个从７岁到１５岁的八年制实验班，１８名参加高考的同学里，有１７人如愿应届考上大学。

　　当年神童害怕做今天的小学数学作业

　　采访张方的前两天，正好是中科大少年班３０周年庆典活动。张方早就从媒体对他的采访中得知此事，已经开始中年谢顶的他没有去合肥参加庆典，“像我们这样的身份，过去干什么呢？”他没有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现在的收入来源全部依赖每周７天的补课，去一趟要两天，这意味着减少１/４的月收入。

　　１９８４年从学校毕业，１９岁的他仅仅在金陵化工总厂干了８个月。在下放车间锻炼的８个月里，厂里知道他对化工不通，过年时派他去敲锣打鼓，成了文化小分队队员。不服管的他负气跑回上海。这个决定，让他在以后的１９年里成为没有户口和档案的“二等公民”。

　　回到上海，做导游、家教，甚至在舅舅手下做起建筑工人，每个月能挣到三四百块，“那时普通人的工资也就五六十块”。１９８９年，张方来到深圳大学的新能源研究所，白天做太阳能开发的研究，晚上在深圳大学夜校部教书。

　　在深圳的两年，他出色的表现也为自己赢得留校的机会。这是他到目前为止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他的档案所在的金陵化工总厂委婉地拒绝了深圳大学的调令。张方不得不回到上海，准备出国打拼。然而，３次苛刻的拒签彻底打破了他的希望。

　　张政仍在为了把他的教育理念融入课堂教学而努力，“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有儿子”。他希望张方能接过自己的衣钵。张方表示，自己没有父亲那样的文科基础，在理科教学方面渗透进父亲的思想还有可能，全盘接过来恐怕不大现实。

　　张方的儿子今年上四年级，张政和张方都没有打算让他复制张方的成才之路。原因很简单，现在的学校教育，课业负担太重，不比张方那时可以专门在家系统地接受张政的教育。

　　张方有时候心疼儿子，帮儿子做一点数学作业。让他头大的是，当年的神童现在面对小学的一些难题，也会束手无策——不是不会做，而是没法用小学四则运算的方法解题。

　　有同样感受的还有林晓，她的女儿刚上幼儿园。她在与同事的交流中感受到了小学教育的无力，“很多没用的东西，幸亏当年没学”。

　　她并不认为老师的教学方法适用于每个人，但她觉得，应该允许这种实验性的探索，“总得给人选择的权利吧，不然大家永远都只能在同一条道路上走”，林晓说。

　　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