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１年，闻一多全家老少八口搬到司家营时，经济状况已不堪设想了。目睹闻一多一家的生活困境，一位好友对他说：“云南出产象牙，昆明又盛行牙章，你懂艺术，又会刻图章，为什么不利用这门手艺呢？”

　　朋友的话提醒了他。他早年就喜欢篆刻，还因此专门研究过古文字、甲骨文、金文等，他擅长楷书、隶书，小篆也别具风韵。不久，他购置了刀具和材料，回到家里，笑意盈盈地对夫人高真说：“我还有一双手，别的劳动不会，刻图章的力气还是有的。”高真点了点头：“你可以试试。”就这样，他开始了刻牙章的尝试。在刻第一枚牙章时，他刻了整整一天，手指磨破了，却丝毫没有放弃的念头。

　　１９４３年，闻一多开始挂牌治印。那年秋天，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上，新添了一本自编的印谱。封面左侧端正地题了“匡斋印存”四个字，下署民国三二年九月——闻一多开始挂牌治印的时间。同事浦江清在《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一文中赞道：“浠水闻一多先生，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已……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浦江清认为：“黄济叔是明代刻印名家，长髯飘洒，可喻闻先生之风度。程瑶田是清代经学名家，兼长篆刻，拟闻先生最为恰当。”

　　因对古文字有深厚研究，又专攻过美术，能从艺术的角度构思，颇具匠心，闻一多刻出的图章迥然不同于俗笔。加上他是极有名望的文学名家与大学教授，挂牌治印一些时日后，慕名求印的接踵而来。闻一多本来教务繁忙，这样一来，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深夜，孩子们睡了，他听着孩子们均匀的鼾声，奋力刻印。白天，与朋友说事，他往往也要拿着牙章刻几个字。这样的时候，他风趣地说：“我是个教书匠兼手工业劳动者。”从１９４４年４月到１９４６年７月三年间，闻一多在印谱上留下１４００方印。就这个数目而言，已近每天一方。事实上，他还有不少印章没留在印谱上。

　　闻一多治印虽是为了谋生，然操守极严。１９４５年“１２·１”惨案以后，镇压昆明学生运动的祸首李宗黄，为附庸风雅，居然送一方玉石来，请闻一多刻印，限两天刻好，答应润例优厚。闻一多根本没放在心上，将玉石原样退回。为此，李宗黄对闻一多恨之入骨，令特务将商店中代闻一多收件的吊牌一一砸烂。

　　也是在那一年，民盟云南支部组织有了发展，为方便开展工作，防止国民党特务破坏，各种文件都以个人名义传送。一天晚上，民盟云南支部召开会议，议定用“田省三印”代表民盟云南支部、用“刘宓之印”代表秘书处、用“祖范之印”代表组织部、用“杨亦萱印”代表宣传部。刻印的事，闻一多主动担当起来了。第二天清晨，他拿了这四方印章交给楚图南。楚图南“望着一多布满血丝的眼睛，接过了四枚图章，深深地为一多的忘我精神所感动”（楚图南《纪念战友闻一多》）。同年１０月，西南联大成立时代评论社，出版《时代评论》周刊。作为创始人之一，闻一多在评论社成立的当晚，刻了一方“时代评论社章”隶书印章。据说，闻一多刻的隶书印章，只留下这一方了。

　　闻一多给自己刻过几方印章，其中有一方“叛徒”印章，是他题词时常用的。他说：“为什么叫‘叛徒’呢？因为我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