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１４日召开的昆明市“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学发展”大讨论动员会上，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强调，当前特别需要冲破“准我干我才干”、“唯上”、“唯书”的僵化思想，树立“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不断创新求变的求索作风，冲破地区、部门狭隘的利益观等“六个思想障碍”。新闻见４月１５日《生活新报》

　　

　　

　　仇和是一个以改革著名的政治家，也正因为他善于解放思想，所以取得了不少改革的成绩。但是，并不是改革家的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没有问题，仇和这一次“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的思想解放，就存在双重错误。

　　其一，“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也就是说有明令禁止的，都不可以想，都不可以干。但“明令禁止”的不一定都是对的，实际上，现实中许多“明令禁止”正是需要改革者鼓起勇气去努力打破的。因此，思想解放首先必须承认和宣扬“思想无禁区”这一思想，即使有明令禁止，也是允许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仇和是一个保守的改革者。

　　其二，“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这是一种行政授权，而这种授权的根本来源还是人民，因此，除了现有法律、规章制度的明令禁止外，政府是不是都可以想、可以干，还必须看人民答不答应。如果只看“禁令”，不顾人民的意见，人民就可能成为改革的牺牲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又可以说仇和是一个激进的改革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莽撞的改革者。

　　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强调转变政府职能，政府职能应该向什么方向转变，目前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建设服务型政府。也就是说，政府仅仅是为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的主体，而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必须从“运动员”的角色中退出来，当好后勤员、裁判员。而服务型政府最强调的就是依法行政，政府的所有行为必须限制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不得随意行为。另外，除了法律之外，还有道德，政府也不是“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的。

　　仇和解放思想的言论中，出现相互矛盾的逻辑错误，实质上是目前整个社会对思想解放原则认识不清所致。实际上，对于解放思想，邓小平早就有经典的论述：“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对于建设法治国家进程中的我们，既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又要树立依法行政理念，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