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丑恶，来自我们不知道自己丑恶”，２３年前，作家柏杨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不能团结”、“死不认错”等，一本《丑陋的中国人》让大多数国人认识了这率真的老人，尽管，这只是其写作进程中平常的一抹，却足以让我们记住他，记住这位敢于愤怒、敢于说真话的老人。

　　做一个美丽的中国人

　　纪念柏杨

　　做一个美丽的中国人

　　柏杨先生于２００８年４月２９日凌晨去世，享年８９岁。对于一个上世纪２０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来说，柏杨先生一生的颠沛流离命运映照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大身影。和所有那一代旧式知识分子一样，他们经历过内战连绵、国难当头，也面临两难选择，最终背井离乡，孤悬海外。作为一个大陆型知识分子，不得不蜷缩在弹丸之地的小岛，又因为这一份大陆型知识分子的情怀，在现实生活中头破血流，身陷囹圄，却依然铁骨铮铮，矢志不渝。

　　中国内地读者认识柏杨先生，是在拨乱反正的上世纪８０年代。当时人心求变，决心追回失去的十年，很多人把自己的年纪减去十岁，想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也是那个时候，中国人对自己进行的一系列的反思，思考何以有十年动荡？是什么让那么多人同一时间失去了理性和自我？１９８５年８月，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横空出世。１９８８年湖南出版社引进发行，举国震动，一时洛阳纸贵。

　　在柏杨之前，鲁迅先生曾经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过批判，从二十四史中看出“吃人”二字。到了柏杨这里，《丑陋的中国人》如同一把银针，穿透了中国人麻木不仁的面皮，直抵脆弱敏感的神经丛，让全民都跳将起来，一起试图砸碎“酱缸”文化，让“酱缸蛆”变成美丽、勇敢、生动的大写中国人。柏杨先生对中国人观察之深刻，让几乎所有的读者都觉得恼怒，甚至感觉到了莫大的冒犯。而他对中国人观察之细致，到今天我们走亲访友时，都还会因为门口的“臭鞋大阵”而会心一笑，想起他的话来。

　　柏杨先生对于中国人的贡献不止一本《丑陋的中国人》，他创作的杂文随笔“倚梦闲话”、“西窗随笔”、“柏杨专栏”三大系列就达数百万余言，这还没有算上他的《中国人史纲》和《白话资治通鉴》。有人评论说，柏杨对中国人的评论有一股怨毒之气。但是，看完柏杨的书，应该能体会那种老式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和人民深挚的爱。不是柏杨太毒辣，而是他爱得太深沉。

　　在近十年的牢狱生涯中，柏杨虽然遭受种种非人虐待，造成身心残损，但是他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在狱中坚持完成了《中国人史纲》、《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中国历史年表》三部书稿。１９７８年出狱，国民党和他“约法三章”，不准他提往事，不许旧调重弹，不许暴露台湾社会的黑暗，才准他为《中国时报》写专栏。所以，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实在是胸中郁积已久，不吐不快。他以笔为剑，与专制统治、贪官墨吏、卑污政治孕育下的陈规恶俗、数千年来被奴化、矮化丑陋的国民性作着不懈的斗争。甚至到了８８岁高龄，他还因为抗议陈水扁而绝食，最后不得不被送进医院。

　　柏杨的一生中遍历中国现代历史中的诸多重大变局，个人命运在大时代中沉沉浮浮。他著作等身，当过各种刊物主编，但是居然连一张文凭都没有，在８８岁上才终于得到了一个名誉博士头衔。如今，柏杨先生埋骨台湾，终于停笔休息。在他的墓碑上应该写上这么一段话：这里埋葬着我们的一面镜子，一个美丽的中国人。他在世的时候，让所有人觉得刺痛。而没有了他，又让所有人怅然若失。本报综合报道

　　多面柏杨

　　“游击队”的柏杨

　　“我满身都是伤 想要突破自己好困难”

　　“政治文化纠缠在一起的人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柏杨杂文系列的主编陈晓明这样总结柏杨。“他早年投身政治，效忠过蒋介石，后来又在蒋经国手下”，即便批判世俗社会，却也没有使用传统表达诉求的政治语言，而多是从人文角度，站在边缘。而他的夫人张香华曾反复强调：“柏杨没有政治立场，他从来没有表达过——我支持什么？他不会再加入国民党，也不会加入民进党。他属于游击队，对写作能卖钱营生已经很满意了。”

　　他没有想到会因言获罪。柏杨表示，“入狱那天我真是跟国民党划清界限，绝望了。”然而，他对社会的抨击却是经历了狱中的煎熬之后才真正猛烈起来。从自由人走入监狱，再从监狱获得自由后，柏杨对政治、人性等有了丰富的参透和领悟，但他也说：“我满身都是伤，想要突破自己好困难。”

　　出狱后，人生再一次归零的柏杨身上的“政治”色彩也逐渐浓厚起来，他锋芒毕现，甚至就两岸关系、民主、自由等政治问题发表评论。他也一再强调：“我本身没有丝毫政治欲望，只希望在文化上做一点贡献，可是，政治牢使我感染上政治气氛，有时被问到政治问题，我就据实回答。”

　　老天真的柏杨

　　“让读者了解主角为什么受苦”

　　柏杨最后出版的一本书叫《天真是一种动力》。这份对“天真”的认知来自被关押的记忆。“在军法处看守所被羁押的日子，监狱外面就是农田，常听到种田的老农们指指点点向别人介绍说：‘里面关的都是老天真，他们梦想什么民主！’”柏杨老友、台湾远流出版公司董事长王荣文对此深有体会，“我们常常抱怨社会混乱，柏老却能永葆信心。因为他从历史角度看待问题，有时候比我们年轻人还乐观。”

　　从小说到杂文而入史，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以十年为单元，切割了他不同的创作阶段，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牢狱，十年历史，柏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国民性的反思也变得逐渐深刻起来。柏杨觉得自己的小说与杂文有同等的成绩。他的小说常写生活艰辛：“我只是希望读者读了去想，主角为什么会这么受苦。”但读者的反应往往只是觉得难过，这让柏杨觉得很受伤。牢狱，让柏杨的天真有了大爆发。一本《丑陋的中国人》让内地的读者一下子知道了柏杨。

　　真性情的柏杨

　　“感谢上苍让我遇见了你”

　　作家聂华苓曾评价柏杨小说和杂文有一个共同点，“在冷嘲热讽之中，蕴藏着深厚的‘爱’和‘情’。”张香华记得，初次见面后转天就收到柏杨的信，“感谢上苍让我遇见了你”。柏杨的行动力让张无所适从，包括求婚都是突然而直接的一句话——“成个家好不好”。张香华说，她曾推说不合适，觉得柏杨已经有多次婚姻，不能再遭受打击。但柏杨只一句“我不在乎任何打击”就彻底击中了她。对于柏杨的爱，老友孙观汉曾总结说：“宁愿为了爱而失恋，而不愿因为失恋而不爱。”

　　如今在共同走过２８年之后，张香华会跟记者分析柏杨自身的矛盾性，“他从封建社会走出来，一直批判儒家。但是生活层面，他又是典型的中国人，彻底的儒家：重情意，很体贴。”张香华还这样描述柏杨的情意，“如果你不是一个很强壮的灵魂，会被他毁掉。因为他很会宠人，宠他的女人，宠朋友，没有原则。”

　　夫人办事归来，他会道一声“辛苦”；家里已经有车，还要给张香华再买一辆方便她使用……他的宠，尤其体现在柏杨入狱前，给前妻倪明华的一封信，事无巨细，情意绵绵。“努力补习英文……你也不要哭，更不可到处控诉，更不可云军法不公，免你再受打击”。然而，倪明华还是成了柏杨５位妻子中，唯一主动离开他的，在他狱中最绝望的时候，终于形同陌路。但柏杨依然有同情。“１９６８年坐政治牢，连孩子读书也被人骂，没有脸上学。我想她是不得已……”

　　当然，更早几次婚姻的结束似乎还是柏杨的主动放弃，但他早期颠沛、潦倒的生活使他的放弃多少具有时代悲剧的意味。张香华对此却有足够的包容和理解，“从穷乡僻壤的野孩子，到最后惹来杀身之祸，变化这么大……落差也很大。我觉得要做他的夫人，如果是原配，都无法白头偕老。”问及柏杨此生最大的遗憾，夫人张香华曾说道：“虽然他没有明讲，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人生那么曲折，儿女都比较疏离。在台湾，他没有一般家庭中那种子女的团聚，我想他有失落。”

　　重情谊的柏杨

　　“人在危难，朋友自必少”

　　柏杨交往圈很广，但是牢狱之灾后，朋友也过滤掉２／３。对此，他也早就预感到“人在危难，朋友自必少，若干朋友，必有嘴脸者，万勿悲愤，要忍才是第一等人”。经历洗礼，他与核物理学家孙观汉以及读者陈丽真的情谊确是历久弥坚。

　　大陆的读者总喜欢把柏杨与李敖放在一起，因为两个人都因文字入狱，又都有颇大的影响力。针对《丑陋的中国人》，李敖还著有《丑陋的中国人研究》，其中多篇章节矛头都直指柏杨，而在《柏杨回忆录》中，对李敖则只字未提。与两人都熟识的王荣文告诉记者，“两个人完全不同的态度，足以见双方不同的个性。这就是柏杨的策略和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