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头版

　　“政治宣言”激动人心

　　今年是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改革开放”四个字，我们早已说习惯了，现在大家一张口就来。可要知道，当年摆在改革开放面前的一个最大障碍就是要解决对“真理标准”的认识问题，而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北京《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原题没有“唯一”二字，见报时为《光明日报》编辑所加），就很好地完成了这个重大而又艰巨的任务，扫清了障碍。关于作者胡福明（当时身份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撰写这篇文章的前后及何以得到发表和发表后引起的震动以及所受到的攻击，３０年来多有报道，这里一概省去不说，只就这篇文章的意义和接着这篇文章的意思谈点我们的认识，以示对这篇对中国改革开放具有历史意义并被称做“政治宣言”发表３０周年的纪念；而对这篇文章的纪念，也正是对改革开放的纪念。借用前不久南京一家媒体在专访作者胡福明的报道中所言：“事实上，从这篇文章开始，不仅胡（福明）没有了‘安宁’，几乎整个中国都被投入一个浪潮——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并由此引发了这个古老国家当代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变革。”（见３月２４日《扬子晚报》）

　　现在全国都在提倡“进一步解放思想”，特别是在我国南方，通过互联网或是直接阅读那边的报刊，你会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为什么只说“进一步”“进一步”正是为了“彻底”。不能进一步，“彻底”也就无从谈起。而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作者在当时可以说就不止是“进一步”。否则，就没有勇气提出这一论点；就是提出了，也不一定有勇气拿出去发表。我们今天看这篇文章，看到这个提法，不说已经觉得很平常了，至少没有当时那种震撼（其实毛泽东早在１９３７年撰写的《实践论》中就讲过：“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又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这其实正是我们社会的进步。由此也可明白一个道理：即使在某个时间段，被认做是“已经解放思想”，甚至“进一步”了，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我们仍然会感觉到需要继续解放思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放思想永远没有尽头，也不可能“彻底”。

　　市场经济要求配套

　　今天提倡进一步解放思想，很显然，仍是就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但３０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终于让我们认识到，“所谓市场经济绝对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形态；市场经济要求与之相配套的政治制度、宪法制度以及更宽泛的法律制度”（贺卫方《宪政的趋势》，见２００５年第３期《社会科学论坛》第９０页），否则，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地发展下去。正如当年恩格斯批评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可“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４７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５月第１版。下面再引此书文字，只注页码）尤其因为“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赞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４８２页）并诚恳地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４７９页）

　　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法学专家贺卫方３年多前所说的上面那几句话以及恩格斯在１００多年前所言，我们不难明白，所谓“进一步解放思想”，如果只是停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几个字上打转转，那么，我们的市场经济很难说还会有更大的起色，还能持久稳健地发展；换而言之，市场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要想更加稳健地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更加勇敢地解放思想，不受已有的理论束缚，跨越意识形态的障碍，打破原来社会发展进程的设想，痛下决心，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前不久，阎崇年先生在央视百家讲坛讲到清朝皇帝康熙治理黄河，其中所讲有些情形即使对今人也不无启发。当时一位叫张鹏翮的官员想讨好康熙，递上一个奏章，说是应该将康熙皇帝有关治理黄河的那些“上谕”编成一本书出版，留作指导后人治黄。不想，这个奏章不仅没有得到康熙皇帝的批准，反而惹得康熙不高兴，挨了批评：“前代治河之书，无不翻阅，泛论虽易，实行则难。河水没有定性，治河不可一法。今日治河之言，欲令后人遵行，断不可行。”（《清圣祖实录》）康熙认为他那些治理黄河的一些策略、方法都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而定，而黄河是在不断变化着的，后人不可能还按照他的那些方法治理黄河，当时治理黄河的一些办法也未必适合将来。一个封建皇帝能有这样的见识，实在难得。难怪他能开创“康乾盛世”。

　　社会只能逐渐改进

　　我们不能把将来的人们想成“饭桶”。

　　我们不要替将来的人们设计社会。

　　我们也不可能预测出将来社会的模样。

　　将来的人们是不会听我们的！

　　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他的《权威与个人》一文中说：“我并不认为，我们所发现的这种历史发展规律是确定的或不可避免的。新的知识会导致产生完全不同于以往事件的过程……在１９世纪，也没有什么人，甚至包括马克思在内，能够预见到苏联的出现。由于这些理由，所有关于人类未来的预言都只应看成是值得考虑的假设。”（见《罗素文集》第三卷第２００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社会到底如何发展，会发展成什么样；我们的改革到底能推到哪一步，谁都难以下结论。不久前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在接受媒体采访结尾时就这样说道：关于改革，“今天我们只能是推到哪里算哪里，一步步地推比不推要好。”（参见４月１３日《南方都市报》）已经去世１４年的英国哲学家、思想家卡尔·波普尔，尽管认为他所处的社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佳和最公正的社会，但他仍然相信他的试错法（即科学通过提出问题，经过试验，排除错误而得到发展），并且用试错法说明社会变迁，认为社会发展没有规律，只能逐渐改进。而在恩格斯看来，“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４７８页）

　　没有终极的理想制度

　　人类社会不会有一种终极的理想制度，就是有，也不是今天的人们所能预见到，更不可能设计得了的。否定这一点，就推翻了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宇宙中的一些基本规律，比如，基本规律就告诉我们：矛盾是在不断变化着发展着，而人类社会又因充满着矛盾也就只能不断地变化着发展着。一个没有变化没有发展的人类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人类社会和宇宙永远变化着，这是一条铁律。而今年４月１２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２００８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演讲中也说道：“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真正做到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宇宙间不仅没有绝对真理，也没有永恒的真理。一切真理都不仅是相对的，也是暂时的。借用恩格斯的话说：“……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４８７页）除此之外，纵观整个人类思想史的发展，“没有理论的批判，也就没有理论的进步”。我们对已知的真理也还要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甚至就连对我国改革开放起到“政治宣言”作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人们也一定又会产生或已经产生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