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有两则新闻报道让我想说几句话。一则是“涉外”的，一则是咱自己的。

　　媒体报道，美国女演员莎朗·斯通在出席第６１届戛纳电影节的时候，被记者问及四川地震时，她居然称“四川地震是中国的报应”，并以“有趣”等字眼形容灾难。另一则是最高人民法院２７日发出通知，要求人民法院要依法严惩危害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七类犯罪活动，而这七类犯罪活动其中就有盗窃、抢夺、抢劫、故意毁坏用于抗震救灾的物资、设备设施，以及以赈灾募捐名义进行诈骗、敛取钱财，拐卖灾区孤残儿童、妇女等犯罪行为。

　　先说这个好莱坞女演员。她的戏肯定演得好，还有些名气，否则，法国奢侈品品牌迪奥（Ｄｉｏｒ）就不会请她做代言人。可在我看来，一个人光是戏演得好，或者还有些名气，是很不够的，至少还需要一颗同情心。如果一个人没了同情心，那下面的话说出来就很难听了。至于她对中国政府乃至中国人民有意见，那是她的自由。并且如果是在平时，她来说中国的不好，说不定我们不仅不会像现在这样“群起而攻之”，还会洗耳恭听；如果觉得她的意见有可取之处，我们还会反省，甚至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她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期：“５·１２”大地震遇难数万人，成千上万的人一时还没能得到妥善的安置，并且因灾难留下了众多的孤儿。在这种非常时期，她来说这种不合时宜的话，借用中国网民们的流行语，实在是“找骂”或叫“找抽”。当然，人家毕竟是外人，她果真没有同情心，她的所谓“报应说”一定会“还治其身”的。此案且按下不说。

　　再说咱自己的。发生这么大灾难，且不说灾难过后这些天，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积极支援灾区抗震救灾，就是当看见人民子弟兵在废墟下抢救生命的那些天里，全国人民又有多少人不是以泪洗面！一个稍有点良知或说只要还残存一丝同情心的人，也不至于在这么大的国难当头发国难财。正因此，尽管过去每当看到类似“从重从快”的字眼，心里都或多或少地有点不舒服，然而，在大难之后的眼下，再看到“坚持特殊时期、特殊案件、特殊办理的方针，对那些严重危害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进行的犯罪行为，要在法定期限内快审、快判”的话，这种不舒服无形中没了。那些发国难财的人们，与美国女演员莎朗·斯通虽然不在同一国度，但他们都缺少起码的同情心。如果说对一个人犯错误乃至犯罪，我们有时候还能给予同情的话，但对于那些没有一丝同情心的“冷血动物”，就觉得不可思议了。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专门论述同情，他把同情定义为：“一种由于落到了不应当遭此不测的人的身上的毁灭性的、令人痛苦的显著灾祸而引起的痛苦情感”；“同情者会想象这种灾祸也可能落到自己或自己某位亲朋好友的头上，而且似乎近在眼前。非常清楚，产生同情的人必定是这样一种人。”英国哲学家休谟说，“显然，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仁慈的情感更多地赋予人类以价值”，现在有人把它译为“同情是人类最高贵的天性”。同情正是在帮助别人渡过难关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人类一种美德。

　　如果上面两位哲人所言没错的话，我们就能理解当莎朗·斯通的“地震报应论”迅速在网络上传开后，许多网友纷纷指责其言论不人道，甚至认为她是个“没良心的人”，以及最高法为何要求对那些发国难财的人“快审、快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