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街头一景

　　仇和昆明新政

　　核心提示

　　自从仇和的名字闪烁在全国媒体的聚光灯下，对他的争议从未休止过。

　　一些观察者在讨论“法治”与“人治”关键词的矛盾时，更多人则从仇和一系列强有力的新政中得到了信心和力量，欣赏与支持的声音也一直在继续。

　　仇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员？一位熟知仇和的研究者告诉郑州晚报记者：如果可以给仇和其人做一个相对准确的定义，那就是：一个具有英雄情节、理想主义色彩和悲剧意识的另类知识分子官员。

　　仇和在就职演说时表示，愿做一名合格的“纤夫”，拉动昆明这艘“巨轮”快速平稳前行。人们有理由相信，他将为昆明——包括政治、经济体制与官场生态和文化——的变化和发展带来长远的影响。

　　晚报记者 袁帅 牛亚皓 文／图

　　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５月１３日午后的昆明，温度不高，但阳光比较强烈，有点晒。

　　昆明宝海公园一角的树阴下，陈富荣老人和另外三位老者在悠闲地打牌，突然，陈富荣幽默地评价了一句牌友出牌的风格：“仇书记都来了，你还是这么保守。”

　　在陈富荣老人看来，仇和给昆明带来的东西是昆明之前不曾有过的。“很新鲜，是一种全新的办事和思维方式。”陈富荣说。

　　陈富荣老人的看法也代表了不少昆明市民的看法。出租车司机冯师傅说：“仇和书记很有名气，虽然刚到昆明，但已经给昆明人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他很有魄力，敢干事。”

　　对于开出租车的冯师傅来说，他更关心的是交通问题：“按照昆明的城市人口比例，昆明的汽车拥有量处于全国的前列，但昆明的交通一直不好，道路的平面交叉口太多，仇书记一来就提出要拓宽道路、建设立交桥，我还听说要修建地铁，这样的书记，老百姓肯定非常拥护。”

　　冯师傅还向记者讲述了他的朋友马先生找仇和办事的经历。马先生家门口的一个窨井长期流污水，马先生奔走了半年始终得不到解决。“公布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后我朋友就直接给仇书记打了电话，结果，不到３个小时就把问题解决了。”马先生说。

　　铁腕下的人治影子

　　令观察者印象深刻的是，仇和刚到到昆明的两个月内，启动了许多昆明市以前曾经多次讨论但一直未取得一致意见的项目。

　　新官上任的仇和，迅速点燃了这把改革之火。不管是反对还是支持他的人，都坦承仇和确实为昆明带来了一股全新的锐气。

　　“有人说仇和是理想派，我觉得他是一个实干主义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自己身先士卒，自己参与到整个决策、执行的过程中，带来一种非常开明、开放的思想和理念，以及非常高的效率。”昆明市市长张祖林曾这样评价仇和。

　　仇和的这种“旋风”式工作作风，也让其下属战战兢兢，他对官员的严格很快便遭遇了两次不小的风波。

　　２００８年元旦前，仇和前往昆明市辖下的富民县调研，与随行官员共进午餐，席间仇和提议每盘菜放一双公筷、一个公勺，吃不完打包带走。两天之后，该餐厅作为试点开始推行同桌自助餐。１月７日元旦过后，富民县召开全县干部动员大会，县政府办公室发布２００８年１号文件，规定首先在公务员中推广“同桌同餐、公筷公勺、剩菜打包”，随后再推广到全县，违反三次，单位领导将被撤职。事后，仇和在一次会议上，忍不住提到此事，并表示他只是一种倡议。

　　另一件事是轰动整个昆明官场的“瞌睡门”事件。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迅速轰动全国，仇和的铁腕被一些人称道，也被一部分人质疑为“家长作风”。仇和没有公开地评论这件事情，但事后他通过秘书澄清了一点：他并没有强令这位干部辞职的意思。

　　亦有不少评论人从这一事件提炼出“人治”与“法治”两个关键词，并称之为一组矛盾。这样的谈论究竟有多少现实意义呢？“现在提这些还有点早。”５月１５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克林不假思索地告诉郑州晚报记者。

　　叶克林的不假思索是有原因的。仇和在江苏为官的若干年间，叶克林与仇和有私交，并长期观察和分析有关仇和新政方方面面的问题。他发现，仇和主政昆明伊始，媒体就迅速有所反应，评论界又对反应作出反应，从公布领导干部电话号码到“瞌睡门”事件，仇和给昆明带来了一股强有力的“冲击波”。

　　在叶克林看来，这股冲击波并不新鲜。“对于施政公开性等改革大方向，这只是一种方式的尝试，就好比长长的链条上的一个闪亮的点。”叶克林坚持认为，“仅在抽象上去谈论问题会产生误导”，于是他拿“公布电话号码”事件举例说，之前在宿迁任市委书记时写博客也引起热议，其实这都是了解民意、使民意得以表达的一种方式，最终目标还是“制度化地去了解民意”。

　　当地媒体扮演的角色

　　仇和要求昆明全市干部“要干，要敢干，要会巧干，要拼了命地干”。他还要求当地媒体向政府“开炮”。仇和的言行如疾风烈火让温吞的昆明官员感到紧张。

　　出租车司机冯先生告诉记者，听说仇和提前抵达昆明后，转遍大街小巷，将社情民意摸了个透，公开亮相之后便是大刀阔斧地革新。

　　虽然刚到昆明，但是，这位有点“不一样”的市委书记立即引起了昆明人的兴趣，他们注意到，仇和主政宿迁时一度受到争议，是被媒体一直关注的新闻人物。

　　其实，在仇和的施政过程，媒体始终扮演着耐人寻味的角色。

　　仇和赴任昆明之初，高调向媒体要负面报道。“当时，我们都兴奋不已。”昆明一家当地报纸的刘姓记者说，他们都以为，昆明即将变成新闻人的天堂，“很遗憾，这样的局面没有持续多久”。

　　“瞌睡门”事件将仇和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家长作风”、“人治色彩”加在了仇和头上，他开始陷入被动。刘记者表示，相比之前，当地媒体在报道市委市政府的工作时少了一些“自由”。

　　媒体用“空降”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仇和的昆明履新，用“风暴”“旋风”“新政”等词语来形容仇和的施政。在“瞌睡门”事件出现之前，仇和一直站在舆论的制高点掌控着当地媒体形成轰轰烈烈的改革声势。

　　有评论者认为，仇和此举极具政治智慧，高调的背后是借用媒体的力量在“人地两疏”的昆明激活他的“改革程序”。

　　当然，也有部分昆明官员对媒体的狂轰滥炸颇有微词，他们认为，媒体的做法是把仇和在昆明实施的改革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是改革就一定存在争议，媒体的做法会给昆明的改革造成压力，不利于改革的推行”。

　　伴随着媒体对仇和本人以及他的新政的争议，记者在昆明几天的采访也感受到，昆明的各级政府部门对待媒体的态度也很耐人寻味——既不排斥也不配合。有消息称，不久前，仇和曾对外表示，“一年内不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

　　仇和＋昆明＝悬念？

　　官员仇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个性的？激进的？

　　“他是个有英雄情结的人。”与仇和私交不薄的叶克林说。其实在江苏政界、评论界，对仇和也有不同的看法。从人格角度，了解仇和的人会一致认为，用文学语言来说，他无疑是个有英雄情结的人。原因在于，江苏地区有着区别于中西部地区的“官场文化”，官员具有“高成就动机”，“说白了就是想干大事”。

　　这种深深扎根在仇和身上的官场文化显然将为昆明传统的官场生态，注入一个积极的因子。

　　在叶克林与仇和的交往中，他还发现仇和同时是个具有“悲剧意识”的人。叶克林这样解释，仇和在官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不是没有看到改革的艰难与失败的后果，“他曾对我说不当官就去干生意”，这是一种知识分子才有的“自觉”和“清醒”。

　　在仇和身上，还让叶克林看到了知识分子独有的“理想主义色彩”，有理想，有目标，其特质和风格，当然给人一种另类的风格。

　　按叶克林的观察与分析，如果可以给仇和其人做一个相对准确的定义，那就是：一个具有英雄情节、理想主义色彩和悲剧意识的知识分子官员。

　　这样一个人主政昆明，未来会怎样？

　　“宿迁之变”是仇和的显著成功，但昆明绝不同于宿迁。一般来说，宿迁和昆明在行政级别和发展程度上就具有很大的反差：宿迁虽是经济洼地，却有着沿海地区开发的经验；昆明是云南省会，但位于中西部地区的大环境中。从更深层次来分析，经过仇和多年执政，宿迁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以及宿迁官场生态、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仇和在宿迁执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再加上到江苏省的短暂“实践”，叶克林认为，仇和会在昆明的舞台上汲取以往的合理部分，对昆明的发展——包括政治、经济体制与官场生态和文化——带来长远的影响。

　　“官员个性的施展也要和一个特定的地域文化相兼容。”叶克林说，目前仇和已经在昆明打开局面，而其新政则必须走“良性变革”之路，“用术语来说是一个慢变量”，其终极目的是将“最高官员的个人意识变成群众的集体行动”。

　　而昆明的一位经济研究者则表示，目前仇和还没有给昆明人勾画出一个明晰的未来，喧嚣的背后，昆明的未来定位依然是个悬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