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侦探·收入

  江南第一名探

  抽的是１８００元一条的烟

  用付树民的话来说，这几年钱更好赚了。问起他的年收入是否有几十万，付树民笑着提高声音：“几十万？那也太少了吧……”

  而李长旭则对记者说，在他的调查事务所里，普通调查员最低的年收入为五六万，“但这是干得很差随时会被淘汰的调查员”。

  “一般都有十几万，稍高的大概几十万。我们调查员的收入这几年一直在持续增长，肯定比同等职能的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要高得多。”

  “调查取证高手”培训班里有个“惹眼”的人物，担任讲师之一的“江南第一名探”——韩冰。

  韩冰个人经历复杂，高中毕业后，直接参了军。在军队待了两年，他考上了军校，随后到了刑警大队，在公安系统干了半辈子。１９９８年已经成了刑警大队长的他，毅然辞职成了一名“私家侦探”。

  除了小时候受到侦探小说影响，韩冰坦言，当时“下海”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上的考虑。

  实际上，“谋生”、“成名”、挖得“第一桶金”是大部分“私人侦探”从业的最根本原因，兴趣倒在其次。

  韩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精装软包的“黄鹤楼”香烟，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烟：“这一行，干好了一年收入三四十万不是难事。”

  这种“黄鹤楼”的市场价格是一条１８００元，韩冰一根接着一根抽。“三四十万一年”，估计也只是个保守的说法。而他们之间最豪爽的一句话就是：“能把事办好就成，钱最不是问题。”

  私家侦探·调查手段

  很多信息来自“内部”

  很多“私家侦探”都是公安、武警出身，但用他们的话讲：“明处办案和暗处侦查还是两回事。”警方调查，公事公办。但“私人侦探”的调查权合法性问题，始终受到争议。

  “除了１９９３年有过一个《公安部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外，现行法对我们这行其实没有明确的限制性或禁止性的规定。”身为律师的李长旭认为，没有被明确禁止的，就可以做。

  至于调查渠道，“我们的信息来源渠道本质上和警方是一样的，只是公家是依法办事，我们是按规矩办事。”付树民说，很多信息采集来自“内部”。

  “摊开说，就是相关信息采集机构管理不规范。在中国，很多事会按另一种规则办。”付树民表示，关键职位上的某些个人可能被利益打动，５０元、１００元就能拿到所需信息。即使对方身份特殊，也只是价格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调查员是来自公检法系统，因为要有内部的关系网，才好办事。侦查能力只是一方面，是可以培训的。”

  “思明”说的也是一样的道理，“一些领域人治比法治更有力量。这是我们能变通的地方”。

  “你是给钱让我保守秘密还是让我把实情告诉你丈夫？”

  另外，“当１０年好警察，未必能当一个好侦探”则是业界一个普遍的说法。“做侦探，玩的是心理学。”韩冰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

  一个男客户怀疑自己两岁大的儿子不是亲生的，觉得老婆曾“偷了人”，又没法让警方协助调查。这件事一直让他备受煎熬。一方面他不想作亲子鉴定，怕自己的家庭因此而破裂；另一方面他又放不下心里的疑惑。他想暗中调查，不惊动任何人。

  韩冰想了想，问：“你同意我把我的身份告诉你老婆吗？你同意我跟她面谈吗？”男客户同意，同时给韩冰１０万元做酬劳，期限是３天搞清楚。当天下午，韩冰就给他老婆打了一个电话，说自己是私家侦探，有重要的事情需要面谈，那个女人很痛快地同意了。

  见面地点是一个日式茶馆。两人到了后，韩冰故意向门外张望了一下，把推拉门一下子阖上了，压低声音说：“我实话跟你说了吧，你丈夫一周以前找到我，让我调查一件事，和你有关，也和你儿子有关。”说着，拉开了手边的书包，掏出了一个鼓囊囊的牛皮纸袋，“这是我调查了一周所得到的资料和证据，你做的那些事，我清楚得很。”女人的脸一下子白了，放在桌上的手有些发抖。

  韩冰注意到这些细节，心里已经有数了。他继续说：“你是愿意给我点钱让我保守秘密呢，还是愿意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你丈夫？”女人一下子崩溃了，哭哭啼啼说了自己两年前的一次“艳遇”，承认了孩子确实不是自己丈夫的。在这一切叙述开始之时，韩冰已偷偷地按下了纽扣摄像机的开关。

  几分钟内，事情的真相就水落石出了。而那包被韩冰称为“证据”的东西，其实只是一包废纸。

  更多借助高科技手段

  “一个出色的私人侦探，需要同时具备几种能力：认识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实际操作能力。他必须博闻强识、熟悉法律，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超强的记忆力、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自控能力。”

  韩冰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佐证他的“识人之术”。他的调查公司招聘侦探的时候，他总是最后提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回到家发现你的老婆正在和别的男人有不轨行为，你怎么办？

  “有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杀了他们俩。这样的人不能要，他当不了侦探，因为他没有自控能力和理智的心性。”

  福尔摩思调查公司的“思明”告诉记者，从办案方式上，与前几年相比，整个行业的进步也非常大。“最早那种传统的人跟人我们早就不做了。我只能说，公安的绝大多数调查方式，我们都可以做到。而在高科技手段上，我们的投入更多。”

  孙茂勤说，其实私家侦探常用的那些工具，比如辣椒水喷雾器等，在北京等大城市是“管制器具”，只能警方使用，可在南方一些中小型城市很容易买到，包括一些高精度的窃听和录像工具。

  私家侦探·名分

  上培训班为得到官方认可

  孙茂勤估测说：目前国内大小民间调查公司共有２５００～３０００家，专业调查员在两万人以上，把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也加进去，这个数字会突破２０万。

  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好好赚钱，是目前大多数“私人侦探”的生存方针，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愿意一辈子“不见光”。

  上３个月的函授班，跑大老远，花费近５０００元来参加这个司法部办的小培训班，学员们无非是想获得一个所谓“官方”认可。在这些“私人侦探”的眼里，似乎任何一个正规机构给予的“奖励”和“名分”，都是弥足珍贵的。

  ２００６年，“商账追收师”第一次列入了国家承认的“职业列表”中，私家侦探行业终于渐渐地“浮出水面”了。

  “正道”出身的孙茂勤虽然一直力挺这些“私人侦探”，但也颇有微词，甚至经常皱着眉头数落他们：“你们这些私家侦探老是搞帮派作风。最要改的就是这股劲儿，见面就抱拳、碰肩，能不让人们觉得你们像黑社会的吗？你们不是要阳光下追债吗？政府认可是一方面，你们自己也得先有个阳光形象。”

  但数落归数落，这个司法部下属的犯罪研究所培训中心，是否有资格开培训班发给私人侦探们“执照”，是个经不起推敲的问题。

  争取“阳光的身份”

  作为在公安部门工作了一辈子的“老资格”，孙茂勤的意见是，很多民间问题，由民间调查公司来处理，可以在法律介入之前，起到事前预防的作用，比如婚前调查和企业追债。而司法部门和他们合作，能够把一些工作转移出去。

  “这不是推卸责任，也不是说公安部门破案效率低。主要是私家侦探进行调查是全开放的，更灵活多变，所以公检法部门不妨和他们合作。这是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的融合。”

  而一直保有行业热情的韩冰说他正准备在北京设立公司，专门帮助企业“打假”。“认定假货是公安和司法等部门的事情，但是找到假货制造窝点就是我们的工作了。这是一个为社会为人民谋福利的事情，我特别想让外国的同行看到，我们中国的侦探可以做好自己的事，我也要让普通人都知道，私家侦探不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阴暗职业，它是一个阳光下的行业。这两年，我们国内的同行一直在为争取一个‘阳光的身份’努力。”

  也有同行没有韩冰这么乐观。李长旭律师说，我们始终在期待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出台来规范我们这个行业。现在仍然是清者自清的局面。调查员没有从业执照，入选标准完全掌握在各个公司手中，没有任何门槛，随行就市，市场秩序很混乱。

  “对我们来说，如今危险风险都算不了什么，我们最害怕的还是法律的‘沉默’。”很多“私人侦探”不约而同地表示。但丰厚的利润和日渐增加的社会需求，还是能让人相信这行“前途无量”。据《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