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１年，省、市射击队的队员都被派往各地打猎，赵昕典和队友被分到了南阳大河公社，在西峡、淅川一带打野鸡和野猪。一是要为民除害，二是用打来的猎物供应省体训班。打猎成了射击队的第一任务。

  “刚去的时候，野猪被当地老百姓传得厉害着呢，说它们平常吃饱了没事儿就喜欢在棕树上蹭，把皮蹭得又厚又光，往往一枪打不透，反倒把野猪惹火了，冲过来反咬你一口。我们当时心里还真没底，后来一打才发现老百姓用的是土枪。我们用步枪，一打就透。

  “打野猪用步枪，打野鸡用猎枪。如果打到野鸡，自个儿能分半只；打到野猪了，可以分点杂碎吃。因为以前很少接触大山，很是新鲜了一段时间，可新鲜劲儿一过就有些吃不消了。一是很辛苦，丝毫不比训练轻松。早上两名女队员早早起来做好了粥，我们吃了就出发，中午用半斤粮票在山上的老乡家吃顿饭，下午接着打。在山里一转就是一天，以前哪走过那么远的路。二是很饿，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饭量本来就大，早上那一碗粥不顶事，没等进山，尿两泡，肚子就空空了。

  “那时候的人非常单纯，认为只有队里做的东西才能吃，不管打到什么、打了多少都如数上交，哪怕自己饿得要命，哪怕没人看到，也不会偷吃，连类似的念头都没有过。

  “野猪很奇怪，说不定一星期也遇不上一只，有时却一天能打两三只。但是多了也愁啊，你说离公社有十几二十几里地，而一头野猪二三百斤重。抬一头回去，就累得哼哧哼哧，浑身散架。”结果一年下来，队员们除了普遍浮肿，还有４个因营养不良、劳累过度患上了肝炎。

  “苦难的日子终于过去了。１９６３年省射击队在郑州南郊的射击场恢复训练，我们那个高兴啊！可重新训练的感觉和往常又不一样了，两年没来过训练场了，每个人都心痛荒废的时光，所以练起来都格外起劲。”

  不知是不是因为打猎也变相地熟悉着射击，１９６３年，在全国青少年射击通讯赛上，赵昕典获得了“６０发卧射”第一名。之后，省队开始改项目，进行裁员。经过数次变故的赵昕典突然觉得做运动员很不稳定，再加上深受“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观念影响，便到郑州重型机械厂当了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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