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原这片古老、神奇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如果一定要找出能代表这片神奇土地上灿烂文化和无尽创造力的器物的话，那么大多数人都会想到青铜时代的绝唱——莲鹤方壶。

晚报记者 王军方

通讯员 郭伟民 文/图

莲鹤方壶——“中国最美的青铜器”

莲鹤方壶之精美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被誉 “壶中之王”、“中国最美的青铜器”，作为中国青铜器代表物件编进现行中学历史教材的封面上，在2003年《东周青铜器》系列邮票中，莲鹤方壶赫然列这一套七枚的“国家名片”的首位。可以说，自从它横空出世之后，但凡见过它的人无不为它神奇的魅力所倾倒。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金石学家、历史学家兼诗人郭沫若先生就把它作为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标志，誉之为“中国最美的青铜器”，曾用诗一般的文字对莲鹤方壶作了极高的评价：

“此壶全身均浓重奇诡之传统花纹，予人以无名之压迫，几可窒息。乃于壶盖之周骈列莲瓣二层，以植物为图案，器在秦汉以前者，已为余所仅见之一例。而于莲瓣之中央复立一清新俊逸之白鹤，翔其双翅，单其一足，微隙其啄作鸣之状，余谓此乃时代精神之一象征也。此鹤初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蹰满志，睥睨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的飞翔。此正春秋初年由殷周半神话时代脱出时，一切社会情形及精神文化之一如实表现。”

莲鹤方壶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器物而令见多识广的郭沫若先生如此忘形而不吝赞誉呢？

莲鹤方壶彰显时代变革精神

壶，是青铜酒具的一种，也是青铜礼器的重要品类之一，盛行于春秋战国时代。莲鹤方壶是春秋礼器中的重器，共有两件。每件壶身高126厘米，重约64.28公斤，壶作方体，有双耳、圈足，重心在下腹部，器身饰蟠螭龙纹，双耳塑立体龙形怪兽，上出器口，下及器腹，颇有动势；方壶腹部器侧棱上各附有一立体怪兽作上爬状；壶身下部圈足有两条回首咋舌的长尾怪兽承托，从而显得较为轻盈。壶顶有方盖，盖四周饰交体螭虺纹，盖顶塑双层莲瓣，仰起盛开，中央伫立一只仙鹤，作展翅欲飞状。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春秋时期青铜器艺术审美观念的重要变化。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有的是以鸟兽合体的形式表现，虬曲蟠绕，布满壶体。承托壶身的兽和壶体上所有附饰的龙、兽向上攀援的动势，相互应和，让人产生其在不断移动的错觉。

莲鹤方壶的整体造型，壶立、花开、鹤翔、兽走，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一件青铜礼器上集中这么多处于动态的动植物，这在我国青铜铸造工艺史上实属罕见，而且关于青铜器皿的各种铸造工艺在它的身体上均有体现。在整体风格上，一反商周青铜器朴重庄严，而转为华丽轻巧，变神秘肃穆为自由活泼，增加了现实内容的装饰，确实表现出和商周青铜器不相同的风格和新颖的题材，给人一种清新自由的感觉。

春秋时期郑国能铸造出莲鹤方壶这样巨大而精美的青铜器，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莲鹤方壶的高超艺术构思和制作技巧，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技艺，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时那种生机勃勃的社会变革精神。

莲鹤方壶是河南博物院13万多件文物中最具观赏价值的收藏品，亦被公认为这个国家级博物院的镇院之宝。莲鹤方壶不但是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亦是有“地下文物全国第一”之誉的河南在出土文物方面的杰出代表，同时也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在河南博物院的二楼展厅里，莲鹤方壶不像其他青铜器皿一样靠墙而立，只向观者展示自己的一半，它占据的是展厅的正中央，从四面八方，你都可以从容端详，至尊地位由此可窥一斑。

在中国历时1500多年的青铜文明里，莲鹤方壶是巅峰之作，毫不过誉。

菜园里打井挖出郑国古墓

1923年8月25日，火辣辣的日头炙烤着新郑县南大街乡绅李锐的菜园，多日的干旱，使李锐决定雇人打井浇菜，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脚下，是2000多年前的郑国陵墓，他打井时轰然打开了河南省博物事业的大门。

傍晚时分，当井挖到三丈深时，挖出青铜彝器4件，次日又得数十件，他取其中一件大型铜鼎和两件中型铜鼎售与许昌的文物贩子张庆麟，得800余元，发了一笔意外之财。县城不大，这事立马就传到了新郑知事姚廷锦的耳朵里，姚劝李停止挖掘，李不听，却说在自己家里挖东西，一不偷，二不抢，是老天爷给他的财路，李锐命令雇工昼夜不停又连续挖掘出土器物20多件。很快，全城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莲鹤方壶横空出世震惊世界

1923年9月1日，驻扎郑州的吴佩孚部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视察路过新郑，认为古物出土关系国粹，应归公家保存。便命令副官陈国昌会同县知事姚延锦以理说服李锐，提取了先前所挖之物，之后，靳云鹗以原价购回张庆麟所买3鼎，并派官兵监护现场。同时，电告驻洛阳的吴佩孚和河南监理张福来，听候裁处。9月2日至5日，靳云鹗命令继续发掘。9月6日，在原井周围又挖了几个井，井底互相沟通。9月7日，两个莲鹤方壶终于露面，一出土便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又挖出两个方壶，大牢九鼎、土鼎各一套，铜簋一组八件，铜鬲一组九件，其他青铜器、玉器、陶器和贝币等1000余件。这批文物一起被称为“新郑彝器”，当时这座古墓暂命名为李家楼大墓。

新郑发现大批春秋珍贵文物的消息不胫而走，北京、上海、天津、开封各地均连续报道，各地金石学者和考古学家云集新郑考察参观，一致考证认定李家楼大墓的墓主为郑君子仪，春秋时期第一个开始在诸侯间称霸的郑庄公之子，也称郑君子婴。靳云鹗一边上报吴佩孚请示处理意见，一边请来金石学者和照相人员对这批文物整理、登记、照相。后经河南省政府代表同吴佩孚代表协商，从彰明国粹、供研究出发，决定移交给河南省第一图书馆保存。后来又专门成立古物保管所来保存这批文物，古物保管所是河南省博物院的前身，这批文物的出土奠定了河南省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基础。

那时，中国考古学尚未诞生，得知郑公大墓被发掘的消息，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与当时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袁复礼即赶往新郑，但大墓挖掘业已完毕，李只在坑内采集了一些人骨。因有盗匪扰乱的消息，他们被迫离去。随后，李研究这些人骨，撰成《新郑的骨》一文，以英文在国外发表。

时光荏苒，郑公大墓在挖出宝贝后被人回填，上面盖了房子，鸡犬之声相闻，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20世纪90年代，新郑市豫剧团要在出土莲鹤方壶的边上盖房，新郑市文物部门借机再次发掘，却什么也没有找到。

如今，这儿除了一个20厘米见方、半米来高，上写着“重点保护边界”的水泥柱子外，就是丛生的野草，还有几块搭在绳上的尿布和衣服，豫剧团家属院内不时传出悠扬的二胡声音，飘散在爬满青苔的小巷里……

“博物馆是幸存下来的文物的最后归宿。”一座真正的博物馆往往要历经百年积淀，没有一定量的馆藏，没有著名的镇馆之宝，不能称之为博物馆，可以说“上百年才可能造就一座真正的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经70多年的积累，馆藏文物达10多万件。但是，“先有郑公大墓，后有河南博物院”，却是中国文物考古界公认的事实，1927年创办河南博物院的目的，就是为了安顿1923年在新郑出土的郑公大墓的青铜器。

1927年7月，河南博物馆在河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成立，青铜莲鹤方壶即成镇馆之宝。

孰料，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为确保国宝免遭日寇劫掠，河南博物馆精心挑选青铜莲鹤方壶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先后颠沛流离至汉口、重庆存放，河南存渝古物由河南博物馆张克明等监守。“撤退途中，频遭日本飞机轰炸，一路险象环生，着实为一次险恶之旅”。

1949年冬，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夕，令“速将河南存渝古物运存台湾”。待莲鹤方壶等第二批河南古物被打箱运抵重庆机场，马上就要登机飞往台湾的千钧一发之机，人民解放军占领机场，截下了莲鹤方壶等国宝34箱，运台仅11箱。

1950年8月，河南省会同文化部共赴重庆接收河南存渝古物。文化部挑取一尊底部稍有残缺、高126厘米的莲鹤方壶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自此，原成双成对的两尊莲鹤方壶劳燕分飞。

新郑彝器

支撑起五座博物院

但这些只是河南存渝古物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古物已在重庆被攻克前两日被抢运到台湾。抢运到台湾的河南古物，被悉数转藏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成为该馆开馆之基，镇馆之宝。

1950年，河南代表会同文化部代表共赴重庆，接收河南存渝古物。文化部代表挑取新郑、辉县出土的青铜器51件调往北京。这些文物后来分别为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至此，新郑铜器分散为三地四家收藏——河南博物院、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

1994年，深圳市博物馆与河南省文物局联络，请文物局援助部分文物充实其藏品。在预选的文物中，有新郑新出青铜器窖藏中的部分青铜器。曾经受同出器物离散之苦的河南博物院，不忍心再看到新郑出土的成批文物再次被人为分散，乃从已经离散的新郑铜器中选出与预选器物近似的铜器两件，调往深圳市博物馆。

至此，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已分散在两岸四地五个博物馆中，各博物馆所收藏的数目分别为：河南博物院56件、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21件、北京故宫博物院18件、中国历史博物馆5件、深圳市博物馆2件。

1923年莲鹤方壶离开新郑后，再也没有回到过它的故乡，但是藕断丝连，现在新郑市也有两个莲鹤方壶，不过都是仿制品，一个在新郑市博物馆院内，一个在郑风苑大门口，仿佛日夜都在诉说新郑人对莲鹤方壶离开故乡的无限幽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