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库里的珍宝

2005年夏，中国地质博物馆保管部主任冯向阳博士带人清理库房的岩石标本时，突然发现了3个神秘的标本箱，里面装的竟然是中国仰韶时期的陶罐和陶器碎片。6000年的陶器相对地质博物馆的几亿、几十亿年前的地质标本来说太过年轻了，中国地质博物馆立即就此展开了调查，一个中国地质学家和一个瑞典地质学家的往事开始浮出水面，让我们看到了这位瑞典学者深刻影响中国现代考古事业历史进程的一幕幕……

这个偶然发现，揭开了20世纪中国地质科学史上一段尘封的传奇。

古陶现身

坐落在北京西四十字路口西南侧的中国地质博物馆，2001年开始大修时地下库房的标本被临时搬走，直到大修结束才重新迁回了库房……就在2005年夏天的那个午后，冯向阳突然发现了存放在地下库房里的3个奇怪木箱，这些木箱没有任何标志，而且箱子比较轻，和馆里装岩石、矿物的箱子重量明显不一样。

冯向阳心中充满疑惑，决定打开其中的一个箱子探个究竟。打开后，看到一层层旧报纸包裹下出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陶罐。

冯向阳小心翼翼地把这箱陶罐拿出来仔细察看，发现四周有4个比较均匀分布的太阳图案。他猛然想起，以前在别的材料上看见过半坡村的彩陶盆，那上面好像也有彩色太阳。他预感，这个陶罐肯定价值非凡。

于是，冯向阳又打开了第二箱和第三箱，同样都是古代陶器。

随后，冯向阳又有了新的发现，当把外面的包装纸全部拿走以后，在箱子底下还发现包装比较好的一些碎片，而且上面写有“Y·S”英文字样的一些标记。显然，这些英文标记不是地质博物馆馆藏标本的登记方式。那么，这些奇怪的编号是什么意思呢？

冯向阳迅速将此事向中国地质博物馆馆长程利伟做了汇报，程利伟觉得有些蹊跷。

他们再次仔细观察这些陶器和陶器碎片，发现除了有些陶器上标有“Y·S”记号之外，还有的陶器碎片上写着“K”字打头的编号和带有方框的“P”字标志。眼前的这些英文编号让人迷惑不解，毫无疑问，这绝对不是中国地质博物馆使用的编号系统。

瑞典故人

这些“Y·S”“K”“P”记号，会不会是代表中国过去某个时代的考古发现呢？程利伟忽然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往事。

程利伟回忆说：“大约2002年，我们博物馆收到了瑞典驻华大使馆的邀请函，邀请我们去参加其召开的一个招待会，当时我因为有别的事情很忙去不了，就临时委派了一位副馆长去参加，这位馆长回来以后告诉我，说瑞典方面正在中国寻找当年遗失的仰韶文物。”

当时程利伟仔细想了想，认为中国地质博物馆没有发现收藏仰韶文物的记录，所以就让人给瑞典大使馆做了回复。

就在这时，保管部的冯向阳再次来到馆长办公室报告说，他们发现一块陶片上有用毛笔写的“仰韶村”字样。

仰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开端，在其发现之前，世界一直认为中国是西来文化，没有自己的文化，所以仰韶文化开创了中国文化的起点。

根据统计，库房中发现的陶器和陶器碎片共计29件。此时，程利伟突然意识到，博物馆发现的这批古代陶器会不会就是瑞典方面正在寻找的那批仰韶文物呢？

那么，瑞典方面为什么如此积极寻找这批中国考古文物的下落呢？程利伟思前想后，决定登门去向博物馆的老前辈、年已九旬的研究员胡承志求教。

胡承志，1917年8月出生，是中国地质博物馆年纪最大的馆员，被同事尊称为“博物馆里的活化石”。这位老人曾在博物馆保管组工作，但他也不记得自己是否见过这些陶罐或陶片，不过他接下来的话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如果要追溯这些陶罐和陶片的历史，那么它们肯定和一个瑞典人有关，而且这个瑞典人和中国地质博物馆有关，他的名字叫安特生。

对于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安特生这个名字既遥远又陌生，但如果说到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恐怕没人不知道。当年，正是由于安特生走进了周口店，才最终揭开了北京人考古发掘的大幕；也正是因为他，震惊世界的仰韶文化才被首次发现。

结缘中国

1874年，约翰·古纳·安特生出生在瑞典纳克省奥利布罗市附近的乡村，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博士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安特生不仅具备深厚的地质学理论和实践功底，对科考探险也有极大热情。1898年，他报名参加了那索斯特北极探险，3年后，他又随同瑞典南极考察团首次远征南极，这次考察结束后，安特生发表了大量科学探险著作，这些著作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

正当安特生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1914年初春时节，他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政府的邀请信，邀请他前往中国担任矿政顾问。那么，究竟是谁、又为什么要邀请安特生来中国呢？

这还要从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地质调查机构说起。

19世纪末，西方工业革命迅速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占据了经济起飞的先发位置，而工业和采矿业的蓬勃兴起又极大地带动了地质学的发展。西方地质学家逐渐深入中国腹地，探查和了解这片神秘的大陆，而此时的中国人也陆续走出国门，系统学习西方先进的地质科学。

1911年9月，清帝国京师学部举行留学生考试，刚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地质系毕业回国的中国学生章鸿钊闻讯赴京赶考，获得“格致科进士”头衔。所谓“格致科进士”，就是在1905年废除科举后，清政府举办的新式考试，考完后给留洋学生一个身份，“格致”就是“科学”的意思。

也是在1911年，一个同样学地质的年轻人从英国留学归来，并且同样获得了“格致科进士”，这个年轻人叫丁文江。

章鸿钊和丁文江回到中国的1911年恰是清宣统三年，也是中国传统纪年中的辛亥年，那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国走到了尽头，一个新的时代揭开序幕，这个时代充满了对于科学与进步的渴望。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首次设立实业部矿务司地质科，这年4月，临时政府迁都北京，章鸿钊出任北京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

章鸿钊主张地质科的当务之急是要摸清中国地下资源的家底，但时局混乱，人才匮乏，人们对地质学的重要性几乎毫无认识，以至于北京大学地质门招不到学生被迫停办，章鸿钊无奈辞职，接替他的正是25岁的丁文江。

1913年秋，丁文江上任后成立地质研究所，事先登报承诺就业，才招收到了30名学生。这个地质研究所对外还有一个名字叫“地质调查所”，在以后的岁月里，它将担负起中国地质矿产勘察的历史重任。

就在这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地质学博士的年轻学者翁文灏从比利时回国，加入到地质研究所讲习班教师的行列中，他同样很年轻，只有24岁。

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亲自担任讲习班教师，为此，他们三人被誉为开中国地质科学界一代先河的“三大元老”。

1914年1月，国际形势剑拔弩张，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国际市场对钢铁的需求激增，钢铁工业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志。北洋政府迫切希望能聘请西方地质学家到中国工作，加紧寻找关乎国家军备和经济急需的煤矿和铁矿资源。于是，丁文江想到了向政府推荐他在留学英国时就早有耳闻的一位著名地质学家——安特生。

当时，所有人都不会意识到，由丁文江推荐邀请的这位瑞典学者最终将深刻影响中国现代考古事业的历史进程；更不会有谁料到，安特生竟和91年后在中国地质博物馆里发现的仰韶文物有着直接的联系。

这个瑞典人安特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又是因为什么来到中国呢？

接近仰韶

1914年春天，安特生怀揣中国政府颁发的聘书，起程前往中国。

为了能更多地了解和观察中国，安特生选择了一条事先精心设计的路线：他先乘船到印度上岸，再经陆路北上，辗转进入中国的新疆，然后，顺着塔里木河东行，再穿越河西走廊，最后抵达北京。他这样做是为了对中国地质地貌有一个全面印象。

1915年年初，安特生终于见到了从西南返回北京的丁文江。让安特生感到吃惊的是，眼前这位消瘦、抽着雪茄、留着漂亮小胡子的人，性格直率开朗，英语说得非常流利而动听。他们一见如故，很是投机，并且坚信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大地上，有太多的领域正在等待着科学的探寻与开发。

根据北洋政府和安特生签订的协议，安特生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调查中国煤矿和铁矿资源以及其他的矿产资源上。

安特生的运气实在太好了，不久，他就在北京西北偏北的燕山山脉中发现了铁矿线索。

历史学者张尔平介绍说，安特生不愧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地质学家，他到直隶龙关县调查下古生代地层中的铁矿，认为有开采价值，而且同一矿层自西向南一直延伸到宣化东部的烟筒山，相继有百余里，储量也很可观，并且，附近有京张铁路通过，运输也方便，这就是后来的宣化龙烟铁矿公司。

在这期间，丁文江频频带着地质研究所的学生前往野外实习，他认为这是学好地质学的必由之路。当丁文江和他的学生带着从野外采集的标本最后一次回到北京时，毕业的日子就要到了。

学者宋广波介绍说，这时由我国自行培养的第一批地质人才马上就要投入第一线了，1915年10月30日，农商部申请创办地质调查局，1916年1月4日袁世凯批准了申请。

地质调查局下设“四股一馆”，分别是：地质股、矿产股、地形股、编译股和即将成立的地质矿产博物馆，丁文江和安特生被任命为副局长。

然而，此时已荣升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的安特生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中国内地纷乱的时局让他越来越忧虑，军阀混战愈演愈烈，政府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你死我活的厮杀中去了，没谁会对地质找矿这样的事情太关心，他的找矿计划被无限期搁浅了。

当安特生渴望帮助中国找矿的计划逐渐陷入绝境之时，却恰恰给中国的考古学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机会，正是这个机会，使得沉睡在地下数千年的仰韶文化，悄然朝着刚成立的中国地质博物馆走了过来。

命运之神即将敲门了。

央视十套将于9月1日到5日播出仰韶文化专题。更多精彩故事，请继续关注本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