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杨佳死刑。今年7月1日，杨佳闯入上海闸北公安分局，持刀造成6名民警死亡，2名民警轻伤，1名民警和1名保安人员轻微伤。杨佳被当场抓捕。他承认自己杀人，但却要求上诉。刑案律师翟建四见杨佳，发现个中疑点重重：警察到底打人没有？杨佳是否有精神病？

一见杨佳

没见过这样放松的杀人疑犯

一审宣判死刑后，杨佳提出上诉，上海市律师协会9月22日指定翟建为新的辩护律师。因案情复杂，翟建本来不愿为杨佳辩护。9月23日，翟建在上海市看守所见到了杨佳，同去的还有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吉剑青。

在上海看守所，杨佳很快被带出来了。他好像被关在三楼，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戴着手铐、脚镣。脚镣的长度不是太长，他不是走下来的，就那么一个一个台阶，蹦蹦跳跳地下来的，脚镣“哗啦啦”地响，看得出身手非常敏捷。

这个下楼的动作给翟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从案发当天的录像里看到，那个戴着防毒面具的人，在闸北公安分局的底楼值班室，从进门连捅4个警察，到出门，只用了7秒钟。

这是翟建第一次看到杨佳。这以后，他共4次会见杨佳，每次下楼的时候，杨佳都是一蹦一跳地下来，翟建提醒他慢点，他说没事；每次都是穿一件短裤和无袖T恤，露着腿、膀子，显得身体非常结实。翟建有时问他冷不冷啊？他说他不冷，习惯这样的。

那天，杨佳精神上非常放松，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一丝对死亡的恐惧，完全不像一个一审被判死刑者的精神状态。从业24年，办案千余宗的翟建，可谓阅人无数，但从来没见过这样放松的杀人者。

杨佳很爽快地签了委托书，交给翟建和吉剑青。这次“面试”仅半个小时。

二见杨佳

他到底在派出所挨打了没有？

9月25日上午，翟建和吉剑青再次去见杨佳，进一步了解该案的经过。按照杨佳的说法，2007年10月5日，他在芷江西路因骑无牌自行车受到巡警盘查，一直到警车赶到，他和警察没有任何肢体上的冲突。

他曾经说过，当时在马路上，一个警察骂他：你是从你妈裤裆里出来的。后来开庭审理时，当庭播放了他跟警察僵持的34分钟的录音，翟建听得出：当时杨佳说了句“他妈的”。警察就回了一句：你也是从你妈妈的肚子里出来的，你又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据杨佳向翟建讲，到了派出所以后，有一个警察“喷着唾沫跟他讲话”。杨佳认为他是故意的，然后他遭派出所多名警察殴打。“上来几个警察，就把我抬手抬脚架到里边一间房间，拳打脚踢，打了两三分钟。”后来二审法庭有录像显示，杨被数名警察强行拉扯到另一个房间。

杨佳就开始投诉。当天晚上，上海闸北公安分局的督察来了，杨佳就向警察要一张证明，证明他们打过他，督察讲“不可能”。杨佳说不给解决，就继续投诉。吴姓督察说：你这么点事情搞那么大，你投诉就是了，最后不是你顶死我，就是我顶死你！翟建说，当时没有录音，吴对此是否认的。凌晨一两点，杨佳离开了派出所。他跟吴姓督察的接触仅限于此，吴没有打过他。

在看守所，翟建问了敏感的话题：你的生殖器有没有问题？他回答说：“没有，绝对没有。”还反问道：“你怎么这么说？”

在这次谈话中，翟建觉得杨佳精神有些异常：在派出所挨打，伤得并不重，几个月过去了，他还来上海旅游，突然想起来了，就搞出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这不是正常人的思维。

三见杨佳

他有没有精神病？

在9月25日的会见中，杨佳提供了他阿姨王静荣的电话。这是他唯一愿意联系的亲人。

国庆长假期间，翟建仔细地研究该案一审的所有材料，认为杨佳的行为几乎完全符合有关“偏执性人格障碍”等数种人格障碍的表现。

10月6日，长假一结束，翟建正式向上海高院递交了对杨佳重新进行精神鉴定的申请。当天下午，翟建和吉剑青去见杨佳，向他说明了要从精神病的角度辩护。翟建担心，杨佳是很倔的，如果不事先沟通，就在法庭上讲他有精神病，他会认为是对他的侮辱，会当庭顶起来。

果然，杨佳不接受自己有精神病。翟建就做他的工作：有时，人的病是自己发现不了的，有些病不是说精神分裂症，就是痴呆傻子一样，其实有时只有某些方面是病态的，而在其他方面正常。

经过做工作，杨佳表示理解，保证在法庭上不呛起来，但他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四见杨佳

辩护律师之争

10月9日，翟建接到了上海高院的通知，10月13日开庭。他知道法院不准备再做司法鉴定了。10月12日上午，翟建和吉剑青律师在开庭前，最后一次会见杨佳。为杨佳做了笔录，部分内容如下：

杨佳：我爸给我请律师，我是知道的，拒绝也是我自己的决定。

律师：你爸对你不错，一直供你读书到毕业。

杨佳：是的，在我中专毕业之前，他是给钱的，在毕业以后，半年内也是给钱的，后来就不给了。

律师：没再给过你钱吗？

杨佳：起码我没有拿到过。我妈住院的时候，他给过我妈钱。给多少不清楚。

律师：为什么不要他请的律师呢？

杨佳：我以为他知道。我想他应该知道。

这份笔录，最后经过了杨佳的签字，修改过的地方都按上了红手印。当天下午，翟建把笔录拿给杨佳的爸爸看了，杨福生看后说：“我也没有话说了，我也确实看到了。”

庭审激辩

为啥不给杨佳重做精神病鉴定

10月13日法庭上，翟建提出为杨佳重做精神鉴定，被法庭驳回。杨佳却对此表现轻松，他说：我没有精神病，有病的是派出所的民警。

翟建发问：杨佳在马路上骑车，遇到巡警正常盘查便产生如此强烈的对立情绪而不予配合，当属认知的异常偏离吧？

杨佳对其父亲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态度，当属情感的异常偏离吧？

杨所有的袭警行为，当属控制冲动及对满足个人需要的异常偏离吧？

杨佳本人及其母亲都称杨佳没有贴心的朋友，杨佳本人也认为从来没有一个可以无话不说的朋友，当属人际关系的异常偏离吧？

最后，翟建在结论中总结发言：杨佳有没有病，这是一个需要求证的案件基本事实，而假如有病是不是依然具备完全或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则应当由鉴定机关作出相关的结论，而最终是否追究杨佳的刑事责任及追究怎样的刑事责任，则由人民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来加以裁判。起码这样的过程，才能体现出一个具备了公正程序的过程，而辩护人及所有关注杨佳案件的公民，期盼的就是这样一个公正程序的过程。

翟建说：“个人感觉除非重新鉴定，否则推翻原判的可能几乎为零。我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有些遗憾，又有些期待。” 据《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