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云：“三十年曰一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这句话恰好可以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光辉历程作一个注解。我们相信，了解一段历史的最好方法是记录这段历史中各色人物的生活状态。

吉彦军，46岁，因竞技钓“拉饵钓一标深”技术而闻名于全国钓鱼界。很少有人知道，在进入钓鱼界之前，他还有着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晚报记者 苏瑜 实习生 任中敏 文/图

放弃铁饭碗:辞职没怎么犹豫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全会强调要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思想禁锢的解除使得个体经济的发展乃至壮大成为历史的必然。“十年浩劫”结束后，大批知青开始回城，这对于已经“积压”了大量待业青年的城市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1979年，国家工商局首次向中央政府建议：可以组织城乡待业人员走街串巷、从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修理等服务性质的劳动。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第一个允许个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坚冰已破，中国城市经济改革自此拉开大幕。

1984年，吉彦军作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决定——彻底放弃国棉一厂的“铁饭碗”。3年来，“摸着石头过河”的他已经摸出了些门道，于是，他毅然告别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生活状态。

“辞职没怎么犹豫。我1979年进厂时，工资是26块，学徒期满是30块零5毛，然后一点点涨，1982年的时候连奖金补助总共是60多块。后来我和两位朋友去广州学习美发技术，学成后在集贸市场开了一家美发店，一干就是3年。生意好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能分到1000多块，最差的时候也没下过700块。”

60多和700，10倍的差距，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会无条件地选择后者。更何况，吉彦军的“铁饭碗”来得还算容易。

计划经济时代：接班制度很普遍

“我是从郑州一中高中毕业接父亲的班进的工厂，那个年代，接班是潮流，也是一个人感到很光荣的时刻。”

接班，是接收职工子女在父母单位就业的简称，对接班这种现象，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出生的城镇居民都不会陌生。在计划经济时代，这种接班模式既可解决职工子女的就业问题，又可解决单位的缺员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接班制度逐渐被废除。

父辈的职业决定自己的职业，自己几乎没有选择人生的权利，问起是否后悔没有上大学时，吉彦军说，那个年代正处在读书无用论的大背景下，读书没有实用价值、读书不能创造财富，与读书相比，很多人都会优先选择“铁饭碗”，很多人为了接班，甚至虚报年龄，初中没上完就进了工厂。他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当年的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照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

大概到了1984年，吉彦军他们这批先富起来的所谓的“万元户”已经开始享受了，在他们的映衬下，当时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最后才是科学家、医生、教师。“修大脑的不如剃头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到了1992年，下海潮形成又一个高峰，人们不再回避“钱”字，见面道一句“恭喜发财”成了口头禅。

价值观一旦被颠覆，人极易走极端。普通老百姓相信“读书无用论”，反映的是一种缺乏远见卓识的小市民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逐渐被人重视，可这些年“不读书一样赚大钱”“读了书照样找不到工作”等“读书无用论”的观念又有所抬头，开始影响新一代人们的价值取向。对此，目前利用业余时间读企业管理书籍的吉彦军感叹道，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原因，但其后果是既有损于国家也会影响个人发展。实际上，“读书无用”仅仅是一种局部表象。在“知识经济”日益成为主流的今天，对于知识的尊重和人才的需求，才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必然。在现代社会，社会成员的受教育程度与其收入水平、社会地位总体来讲是成正比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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