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强制拆迁后的相关补偿问题，成都市成华区政府与市民古魁形成的纠纷一直未解决。成华区政府认为，既然各说各有理，还不如上法院解决。古魁没钱，成华区政府就借给了他10万元的律师启动费。（据11月13日《南方周末》）

刻意制造的“结果正义”还是正义吗

很有必要审视一下“政府花钱请人告自己”的细节前提。原来，古魁是一介“刁民”。为了与当地政府对着干，他竟然学习了爆破和远程发射技术，扬言要炸掉成华区政府，还买了两辆越野车，就为了撞区政府领导。然而，面对这样的“危险人物”，政府仍然极其大度地进行“积极引导”，对此，我们不禁要问，这到底是对法律的漠视还是信仰？

但在与政府发生纠纷之前，古魁又不是一个“刁民”。他军人出身，曾任省委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员。问题在于，当地政府给他的拆迁赔偿，是按照“违章建筑”的标准支付的，但是，拆迁方始终都无法拿出作为依据的法律文件，形成赔偿分歧。于是，矛盾越闹越大。

由此不难看出，当地政府做出如此的吊诡选择，直接寓示着对法律工具利己化的极度自信——既可以为官民直接矛盾的解决找到制度话语的依托，也可以避免官民对峙下陷入公共舆论危机。不必再讳言，如此的“政府花钱请人告自己”，就是政府笃信法律会给他们撑腰的。即法庭最终可以通过法庭给出的那一纸文本，让政府获得了“结果正义”，从而可以掩蔽既往出现的种种“程序非正义”。于是，一了百了，种种争议和纠葛统统扫清。

在成都这起“政府请人告自己”事件中，透露出来的对法律工具的选择性运用，提醒我们，被扭曲的法治，同样实现不了公平与正义。单士兵

区政府因何“放下身段”

俗话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从纠纷的表象上看，仿佛真的应验了这句话。然而，实际上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

笔者认为，强势的区政府，之所以“放下身段，积极引导”，一言以蔽之，在强制拆迁以及善后处理问题上，区政府的做法不是那么的“理直气壮”。那么，它出钱请人告自己能告倒自己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在本案中，舆论把目光都聚焦在10万元的律师启动费上，请别忽视了那高达百万元的诉讼费，怎么说免就免了呢？在这么看似很“小”的问题上，区法院都要“听命”于区政府，那么，古魁要求的“公正的说法”岂不成了“画饼”? 张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