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装》开启审美

尽管皮尔·卡丹刚到中国遇到一些冷空气，不过，他大胆独特的服装设计，却打开了中国服装界专业人士的眼界。

1978年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下，政治空气改变了。《时装》杂志社社长周长青说，外贸部邀请皮尔·卡丹访华，意味着从上而下，人们开始注意到自己的穿衣打扮。

在上个世纪70时代，从事过摄影工作的周长青说，改革之前，这是不能想象的，他们去艺术团拍演员的照片，如果照片里的人摆弄姿势，回去必定挨批评。拍一名童星的服装展示，只能拍衣服，不能拍头部，否则也要受处分。

皮尔·卡丹带来了一场冲击波的时装表演。1980年，嗅到这股敏感的空气，外贸部样品宣传处一名又高又帅、思想活跃的年轻宣传员，通过详细策划，收集了大量资料，向对外经济贸易部申请创办一本杂志《时装》。这是中国第一本时装、时尚类杂志，这名宣传员就是《时装》杂志的第一任社长程天宝。

经常听前辈讲起创刊经历的周长青说，当时创刊时，条件非常简陋，就在老对外经贸部的楼道里头，隔出来了一个小房间。创刊时，杂志社就程天宝一个人，拿着一支蓝红圆珠笔，一头蓝色，一头红色，一头撰写文章，一头校对文章。

第一本杂志印出来后，程天宝发动同事到大街上卖，第一期印了40万册，定价0.6元，季刊出版，一年出版4册，没有彩印。《时装》杂志的出版引起了当时世界的关注，当时外国媒体报道说，这本杂志预示着中国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追求生活质量了，并且评论说：中国《时装》杂志的出版不亚于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人们印象深刻的是，《时装》杂志每期后面的“裁剪图”是当时很多学做衣服的裁缝、女孩子常效仿的最好最新样本。

1985年，《时装》杂志社与日本文化服装学院合作，使用日本的教材，兴办中国第一个服装文化函授中心，周长青说，这是中国第一个服装教育专业，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具有专业素养的时装设计师。

到上世纪80年代末，新的时装、时尚类杂志开始在国内兴起。欧洲系的《世界时装之苑》、美国系的《时尚》杂志、日本系的《瑞丽》杂志先后在中国创刊，这批时尚类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加剧了市场竞争。

流行服装登台

在那个万物复苏，服装杂志兴起的上世纪80年代，就连中央领导人百忙之中也不忘服装工作，在有关会议上，当时强调：要抓一下服装，要让全国人民穿得漂亮一点。

在此之前，中国也有自己的“流行服装”——军装，是年轻人最酷的行头。在北京，谁要是有一套“将军呢”，引来的不只是眼红，甚至可能是抢劫。改革开放之后，带着强烈意识形态的绿军装，顿时风光不在。人们需要更具时代特色的服装。

西装成为新时代第一种流行服装。周长青说，西装热开始逐渐遍及大江南北、城市乡村，西装大普及是对盛行多年的“老三装”的反动，其深层的原因是基于对政治改革的渴求。《时装》上转引了《东京新闻》上的文章标题：“中山装，再见”。

著名设计师郭培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刚从事服装设计时，她曾经设计了一款白色一粒扣西服，用的原料是9毛钱一米的库存桌布，生产出来后，“卖得那个好啊，卖时装就像卖大白菜一样。”机关里的干部，工地上的工人，市场上卖菜的……满大街，不分人群，到处都流行穿西服。“全社会都是白领了。”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郭培意外地发现自己设计的服装上了电视。当年热播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她打开电视一看，发现女主人公穿的大花格子西服就是自己所在的天马公司生产的，设计师就是她，她边看边乐。郭培说，那时，裁缝店到处都有，店里的“裁缝”人人都会做几款流行的西服。

不仅西服，婚纱也开始出现在中国人的婚礼上。郭培说，当年，北京还没有婚纱设计师，郭培想设计一款婚纱，不知道裙摆怎么能撑起来。她跑到人艺的后台找到设计师，看演员穿的戏服，发现下面是用竹子做的一个架子，很复杂。后来，她学会了自己设计。

1997年，郭培开办了自己的公司“玫瑰坊”，致力于“高级定制”，像章子怡、杨澜这样的明星都成为她的客户。因为她出色的设计才华，郭培还负责2008年奥运会颁奖礼服的设计，蜚声国内外。

时尚的服装继续在郭培这些中国设计师的剪刀下流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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