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周华“有点失落也有点兴奋”。兴奋是因为为之奋斗了5年的目标终于实现；失落是因为奥运会开幕意味着她将面对再就业问题。

中国体育事业的举国体制，在政府与市场间越来越深入的新型关系中，正在悄悄地改变着自己的形式。从亚组委到奥组委，工作人员来源和去向的变化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奥组委工作人员分三类

周华是奥组委最早一批通过公开招聘的工作人员。2002年底，奥组委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这样的公开招聘在国内以前的大型赛事中实属少见，竞争十分激烈。“3000多人应征40多个工作岗位”。

在奥组委的4000多名工作人员中，3000余人为选调人员，1000余人为奥组委聘用人员。通过社会招聘而来的工作人员被称为“P1”。与之相应的还有从各单位借调来的“P2”以及奥组委的实习生“P3”。以往的大型赛事组委会中没有过这样的划分：亚运会、大运会的组委会并未进行过类似的公开招聘。

工作结束后自主择业

“亚运会借调人员也有一些回不去的，当时就组建了一个北辰集团。第一次参与申奥的工作人员主要也是由各单位借调，第二次我们又组织了北奥集团。”

对于2008年奥运会工作人员的安排，作为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的魏纪中曾建议组织一个类似集团公司，以吸纳和利用这些经过奥运会锻炼的人才。魏老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北京奥组委最终借鉴悉尼、雅典的做法：实行市场化操作。奥组委与社会招聘人员的合同上明确标明：工作结束后自主择业。

“赛后自主择业”在往届奥组委的工作人员中早已“习以为常”。奥组委以公司的形式组建，政府只给予市政方面的支持，工作结束后，“CEO都失业”。“我觉得在国外都是很正常的。”曾为奥组委工作人员的于小天说。

这种模式与以往“政府负责到底”的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魏纪中总结说：“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社会模式，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1990年亚运会完全是用一种政治社会的模式；到奥运会它已经开始有很大的部分是公民社会的模式。”

就业途径一

奥组委与企业签协议

“P1”们在招聘之初就有着工作结束面临失业的心理准备。然而很多“P1”也都相信奥组委会给他们提供解决工作问题的帮助。

2008年3月28日，奥组委工作人员赛后安置工作正式启动。这一天，北京奥组委分别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国家电网公司、国家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9家大型企业以及北京市国资委签署了《赛后人员安置协议》。

为了这份协议的签订，奥组委主动出面与这些单位进行接触。“在互相沟通和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协议。”奥组委人事部徐志军副部长介绍。根据协议，这些单位将根据工作需要招聘一批奥组委工作人员到岗工作。

就业途径二

“专场”公务员考试

“组织和体制的优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2008年10月16日，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公务员选拔考试，专门面向奥组委的工作人员。这次选拔工作，北京市为奥组委工作人员提供100个主任科员以下职务的公务员职位，600人参加了这次考试。而就在2008年，国家公务员报考人数已经突破100万。

于小天并没有得到参加这次考试的机会。根据《公务员法》及北京市相关规定，于小天没有北京户口，也不拥有硕士学位，不具备报考条件。

就业途径三 参加“专场”招聘会

公务员考试第二天，于小天得到一次进入企业工作的应聘机会。10月17日，北京人才大厦举办一场专门面向北京奥组委工作人员的专场招聘会。

“基本上平时的同事，能见到的都见到了。”在这场招聘会上，中石油、中石化等64家企事业单位为1500名奥组委工作人员提供1753个职位。1∶1.17的比例，在其他招聘会上很难见到。

奥组委人事部副部长徐志军接受采访时说：“这么做的目的，一个是发挥组织和体制的优势，帮助这些工作人员在奥运会后更好地择业、就业。另一个目的是把这批经过奥运磨练、锻炼出来的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充分有效地配置到公务员队伍和企事业队伍中去。”

“选择是一个双向的过程。”通过了面试的于小天，被银行通知进行统一体检。这意味着于小天将走向新的工作岗位。

经过奥组委筛选、经历奥运会历练的工作人员，被很多企业看好。魏纪中说：“奥组委成立时我就讲过：奥组委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大学校。”

“平均年龄35周岁，50%以上具有硕士学位，20%以上出国留学或海外工作归来。”许多企事业单位都对奥组委工作人员产生了兴趣。奥组委人事部副部长徐志军告诉记者：仅国家开发银行就从奥组委招聘了218名工作人员。周华就是其中之一。

就业途径四

转战各类“组委会”

除了企业和政府部门，广州亚组委、第九届全国大运会组委会、第六届东亚运动会组委会也将成为这些奥运人才的选择。这种以“组委会”为职业，转战不同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在历届奥组委中都很普遍。

为筹备第九届全国大运会和第六届东亚运动会，天津市人事局专门面向奥组委招聘开闭幕式、招商、策划等专业人才。天津市人事局相关负责人刘先生表示：天津的招聘模式是组委会在招，但是工作人员的身份将落到一个具体的部门。如果以前是处级以上干部可以进入教委、体育局等政府部门；如果不是处级以上干部的，可以进入高校等事业单位，再以借调的形式进入组委会。如果工作人员不愿留在天津，还可以采取柔性流动的形式：在相关工作结束后，自主去留。

【体制的变化】

以前都是各单位借调

亚奥理事会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现已72岁高龄的魏纪中老人，当年参与了北京亚运会的整个筹备过程。魏纪中说：“亚运会时基本上没有招聘，都是由各单位借调，包括北京市政府、国家体委和一些大型企业。”

计划体制在当年的筹办工作中占据了主导，各项具体项目也分摊到各个政府部门。

2000年大运会，这种体制被更加市场化的模式所取代：出现了国有企业承包相关工作的运营方式。而大运会组委会的人事工作依然延续着“借调”为主的模式。

以后更重视社会资源

对于这一变化，现任职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的何珍文认为：“一个原因是奥运会组委会太大：选调也选不过来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国家的机制变了，用人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有了市场；社会上有这样的人，有了来源；用人也不局限于过去小圈子里的人，更多地利用社会资源。”

这种借调与社会招聘相结合的用人方式将在广州亚组委得到延续。“这些方式我们都有。”广州亚组委人事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