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张山在唯一一个、也是最后一次男女同场竞技的比赛——双向飞碟射击比赛中以200发200中的成绩击败了所有对手获得冠军而成为不朽。16年以后，成绩依然排名世界前10，并曾表示“要打到60岁”的张山萌生了退意，原因在于反兴奋剂组织过于频繁的飞行药检给生活带来的严重干扰。这样闻所未闻的退役理由暴露出的是一个已经长久存在的现象——一方面，为了保证赛场纯洁赛事公平，各个项目的反兴奋剂措施越来越严格，另一方面，这种严格的措施也让诸多无辜者倍感惶惑。 专题撰文 晚报首席记者 郭韬略

缘起 药检太严影响生活，张山用“退役”宣泄情绪

12月12日，张山的博客中出现了一篇《可能到了说再见的时候》的博文，引起媒体关注，被视为她的“退役声明”。

“已经当了二十几年运动员的我一直觉得离不开射击。可是现在，我发现自己想不说再见都难了。不为别的，只是因为国际反兴奋剂的力度，以及为了防止使用兴奋剂而采取的强制措施。”张山在博客中写道。

已经年过四十的张山，长年的运动生涯让她有了许多伤病，为了治疗病症不得不服用各种各样的药品，而这些药物里面就很可能有违禁成分；在前一段得了一场大病之后，张山前往澳大利亚休养，但悠闲的日子被反兴奋剂组织频繁的电话打乱；作为优秀运动员，张山是反兴奋剂组织的重点监控对象，按照规定必须提前一个季度报告行踪，具体到每一天，并且在接到检测通知后的两个小时内就要出现在检测地点，这又同她渴望“自由生活”的愿望形成了激烈的矛盾。

博文出现在网络上并没媒体发现之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尽管在事后接受采访时否定了“退役说”，“写博客只是为了宣泄”，但频繁的兴奋剂突检对一个运动员的“滋扰”还是生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追问 检测有多严？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随叫随到

世界上最著名的服用兴奋剂事件发生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上，在男子100米决赛中，加拿大选手本·约翰逊以9秒79的成绩赢得了“飞人大战”，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但仅仅3天后，他就被宣布成绩无效，金牌被取消，因为赛后的尿检证明他曾服用了大剂量的类固醇。

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时因为约翰逊服药而金牌失而复得的美国选手卡尔·刘易斯在多年后也曝出了兴奋剂丑闻。和刘易斯情况相近的还有美国的另一个短跑传奇人物：琼斯。在2000年和2004年两届奥运会上，琼斯在短跑和跳远项目上共获得了3枚金牌和2枚铜牌。但后来也被证实曾经服用了兴奋剂，2007年底，国际奥运会主席罗格宣布收回她的奥运奖牌。

越来越多的兴奋剂丑闻不仅伤害了赛场的公平，更让运动本身的公信力下降，直接损害了一项运动的发展前景。正因为此，世界上各个单项运动联合会都采取了越来越严格的兴奋剂检测措施，除了赛后的例行检查之外，增加了更多突然的飞行检测，为的就是查他个“出其不意”。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对兴奋剂采取的是“零容忍”政策，即一旦发现，终身禁赛。整个北京奥运会期间，共进行4500例赛内和赛外检测，这个数字比2004年雅典奥运会多了25％，比2000年悉尼奥运会多了90％。并且要求所有参加北京奥运会的运动员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必须自觉自愿地接受兴奋剂检查。而所有的检测样本将会保留8年，8年间任何时候重新检测呈阳性，运动员仍将受到严厉处罚。

即使是在如此严格的措施下，当水立方频繁上演破世界纪录的好戏时，人们一方面为此感到兴奋，一方面也产生了“是否服用兴奋剂”的疑虑。由此可见，兴奋剂的阴影之重。

刘翔一年20次以上飞行尿检，孙甜甜咖啡馆里不敢喝水

兴奋剂已经成为了世界体坛的一大毒瘤，而为了打击兴奋剂违规，管理机构采取的可谓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让一人落网”的极端措施。由此也就可能产生被“错杀”者，而更多的原本不服用兴奋剂的无辜者也必须为此付出自由受到限制的代价。

以北京奥运会为例，就规定任何在奥运会比赛期间错过两次独立的兴奋剂检查或在奥运会期间错过一次检查且在奥运会开幕前18个月内两次错过检查的运动员都将被自动视为违规。这就意味着作为运动员，必须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无条件接受兴奋剂检测。

众所周知，“飞人”刘翔一年要接受20次以上的飞行尿检，而即便是比刘翔名气小得多的运动员，所感受到的压力丝毫也不小。在奥运会武术散打比赛中夺冠后，庆功宴、记者采访接踵而至，张帅可和师傅刘海科一起忙于应酬，而在师傅“酒足饭饱”的同时，直到傍晚，张帅可还饿着肚子，原因很简单：不敢在外面随便吃东西。事实上，在赛后他就已经被采集了尿样。但严格的检测措施让他不敢有任何“造次”，因为奥运会之前20天之内两次尿检的经历让他已经养成了只在队里吃饭的习惯——不知道什么时候，飞行药检就来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孙甜甜身上，在奥运会首轮被淘汰之后，孙甜甜在奥运村外的一个咖啡馆接受记者采访，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她甚至连口水也没有喝——虽然比赛结束了，但一切都还要小心。

由此也不难理解，已经年过四十的张山为何不堪滋扰地要“宣泄”了。

这一切，还都是钱惹的祸

运动员在比赛中服用兴奋剂的历史可谓是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有了有关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报道。奥运会历史上最早被发现服用兴奋剂的是意大利运动员彼得里，他在1908年的奥运会马拉松比赛中跑到终点后昏迷，被认为服用了刺激剂士的宁。而直到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方才正式设立兴奋剂检测。可见，相对于服药，检测和监督制度是相对落后的。

相对于最初运动员服药只是为了获得荣誉这样相对单纯的动机，随着体育商业化的推进，好的成绩在带来荣誉的同时，更能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名利双收的结局，自然会让很多人铤而走险。

为了提高比赛吸引力，刺激运动员取得好成绩，很多比赛都设立了高额奖金，比如国际田联黄金大奖赛，连续6站的冠军获得者可以获得高达100万美元的奖金。而除了奖金之外，纷至沓来的商业广告收入更加诱人。在北京奥运会上狂揽8金的美国游泳名将菲尔普斯奥运会后签约成为全球第二大快餐SUBWAY（赛百味）的代言人，这个合同也让他的个人总收入超过了10亿美元。

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在自身实力不够的情况下，自然有人要抄近路。而诸如琼斯、卡尔·刘易斯这些在时隔多年以后才被证实服用兴奋剂，固然是令自己名声大损，但在一些人眼中无疑也具有“积极作用”：即便是被收回金牌，但此前那么多的广告收入是不可能被收回的，虽然“身败名裂”，但经济利益还是相当有保障的。不被查出来，或者尽可能晚地被查出来，被一些兴奋剂服用者作为终极目的，由此也不断促进了一些“研究机构”和反兴奋剂组织的“斗法”。

这是一场持久战

每一个主动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都不可能不知道服药的害处，但兴奋剂事件屡屡出现，并且促使反兴奋剂机构不断升级处罚措施，归根结底还是利益，还是人心底的贪欲。

这就像法律和犯罪者一样，千百年来，偷盗和抢劫都是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但现在小偷和抢劫犯依然存在；每一个贪污受贿者在违法之前都明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对的，但依然还选择了违法。这其中首先是对利益的向往与渴望，然后就是侥幸心理在作祟。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当这种本性的发挥超越出一定范围，对他人的利益形成危害的时候，就是罪恶了。但丁在《神曲》里根据恶行的严重性排列出七宗罪，其中贪婪——过度热衷于需求金钱或权力上的优越，排在第三位。由此可见贪婪的严重性。

服用兴奋剂的动机归根结底还是贪婪所致，所以只要有利益存在，反兴奋剂的斗争也将长期存在，因为它所面对的是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