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按年限对公众开放解密档案后，许多鲜为人知的外交史实首次被公开。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外交部档案，内容主要涉及中国在双边和多边外交领域的有关原则立场、对外交流交往情况。上千名日本战犯为什么能够获得中国宽大处理，被提前释放？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送三位王子来京学习，培养目标是什么？苏联撤走援华专家时，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中对专家有怎样的评价？记者通过查阅档案，将以上疑问一一作出解答。

1956～1960年解密的外交档案显示，上世纪50年代，以大熊猫的名义推进民间交往与世界和平，早在中国与西方关系尚未打开时，就已有了“熊猫外交”的故事。但是，建国初期新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熊猫外交”之路并不平坦，充满波折。当时，美国几个动物园一次次向中国大熊猫“抛出橄榄枝”，中国政府也表现出很大诚意，但在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大熊猫最终没能突破国家关系的藩篱走出去。

美动物园提出动物交换熊猫

1956年至1957年，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稀有鸟类饲养场和美国芝加哥动物园分别先后两次致信给北京动物园，希望“以货币或动物交换中国一对大熊猫”。

■档案摘录

美国密阿迈（即“迈阿密”）稀有鸟类饲养场主席安东·福礼门来信译文：

我能够得到美洲虎、南美大蓝鹦鹉和我确信你们一定感兴趣的许多鸟类和动物。无论如何，我对你们9月15日信上所提到的动物像虎、豹、鸳鸯、雉鸡等是不感兴趣的。因为鸳鸯、雉鸡在我国已经大量繁殖，虎和豹可从印度等国家自由地输入。无论如何，我极感兴趣的是雪豹、云豹、西伯利亚虎、西伯利亚赤胸雁、蒙古马和其他你们国家出产的各种哺乳动物和鸟类，更不用说，我最感兴趣的是大熊猫，我能够用这些动物，像大猩猩、河马、犀牛和许多其他不产在中国的极稀有和有价值的动物进行贸易。

美动物园再抛橄榄枝

尽管迈阿密稀有鸟类饲养场和中方作了各种努力，但由于美国国务院一直“不同意直接与中国进行动物交换”，“熊猫外交”的第一步始终未能迈出去。一年之后，美国芝加哥动物园也向北京动物园提出交换大熊猫的想法。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货币的印制从来都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情，一般不会让别国来插手。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却曾请苏联帮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币中3种面额最大的纸币。而当时的“老大哥”也不负重托，准时将数十亿元印制精美的人民币钞票交付给了中国。当时我国政府为什么要把如此重要的事情请苏联去做？这中间经历了哪些曲折？1956～1960年解密的外交档案，揭开了这些内幕。

要求使用卢布上的奇异技术

新中国成立后，短短3年间，战争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已迅速消除。但是，受新中国成立前连续多年恶性通货膨胀遗留的影响，第一套人民币的面额较大（最大面额为50000元），单位价值较低。而且，这套人民币纸张质量较差，券别种类繁多（共12种面额62种版别），文字说明单一，票面破损较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健全货币制度，我国政府作出了改革币制的决定，但受当时物质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只好请“老大哥”帮忙。

■档案摘录

张大使申明：经受总理委托而来，并说明由于中国近年来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及今后有计划经济建设。由于新的人民币的比值，一元将值旧人民币一万元，约等于卢布一个半，故提高新币质量，防止造假，极为重要。特别由于我东南边疆，台湾的蒋匪及美帝常以伪钞输入捣乱，因而防假要求更为重要。苏联技术及印制条件都比我们高明，我们要求将使用于卢布上的奇异技术用于我国新币上。

新币印制“精致复杂”

我方人员在与苏方的一次次商谈中，一直对新币的防伪处理提出很高要求。苏方最早的印样送来时，张闻天大使从用纸、币面底纹、变点花纹到暗花等各个方面，都要求苏方“还要精致复杂”。

■档案摘录

……（苏联）财政部长提出：他想知道新币任务数字，张大使说明过去已正式交给他们了，并重新说出两项（五元、十元）数字后，财政部长回复已看见过，并让他们的专家报告整个样板的精致处。专家：1.用药水化验特制纸的防假标志。2.奇异底纹系特殊制作。3.变点花纹系一八0角度绘制而成。4.正背面上两侧花幅，系黑白线组成等均能防假。

至此，张大使提出：除了上述1、2项外，认为4项还简单；虽他们认为已经好看，但还要求提高，这时财政部长提出：“以后由谁印制？”

张大使答复：“这次印后，续印亦在苏联。”（过去已经谈过，这点未讲。）财政部长于是提示其部下说：这是另外一个情况了！

张大使申明现在制的变点花纹还简单，要求还要精致复杂，申明暗花太简单，并指以卢布五十元上的暗花作例证。最后，财政部长回答张大使：“重作。按照所要求的技术方案操作比现在样子再提高。当然不能与卢布上的花纹一样。时间需延长多久，会后研究，再通知张大使。”

1956～1960年解密的外交档案中，揭露了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送儿子到北京学习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档案记载显示，我国外交部对西哈努克当年的要求给予了“百分百”的支持，周总理还对三位王子来京的学习安排亲自作批示，显示出中柬两国的友好关系。

1960年6月29日，外交部收到我驻柬使馆的“加急”电报，报告柬埔寨外交大臣狄潘当天中午约见我驻柬埔寨王大使转达西哈努克亲王的“意见”：希望儿子在中国得到扎实学习的机会。

接到消息后，周总理当天就作了批示，并指示外交部，安排三位王子“最好进八一小学和中学”。根据周总理的批示，外交部向我驻柬使馆传达“同意”的指令，并请使馆“向柬方表示欢迎”。

1956年时，中国放弃起诉并释放千余名日本战犯事件的原委，公众知之甚少。在外交部解密的1956～1960年的档案中提到，毛主席当年曾亲自指示，宽大处理，释放日本战犯。

毛主席于1956年11月18日接见日本岗山学术代表团时谈到日本战犯问题，表示“目前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转变了，那时再行考虑。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释放”。

日本战犯的家属一再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去信，对中国政府对战犯的优遇表示感谢，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提前释放战犯，以早日团圆。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10余年，中日两国所处的地位已经有了重大变化，中国政府决定把握大方针，处理这批日本战争犯罪分子。

中国政府认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情况下，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将有助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推动国际形势更加走向缓和。

中国关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共有1063名，免予起诉宽大释放的有1012名，起诉审判的有51名。这51名本着宽大原则，不判处死刑，也不判处无期徒刑，只按其罪行轻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1949年至1960年，先后有上千名苏联专家与顾问来华帮助中国发展经济。然而，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提出召回在华全部苏联专家1390名，给我国的经济建设造成重大损失，这件事被认为是中苏关系由热转冷的转折性事件。外交部1956至1960年间的档案揭开了苏联撤走援华专家的内幕。

1957年11月，《人民日报》社论批评经济发展中的“右倾保守”现象，号召“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同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15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的目标，国内生产建设出现骄傲与急于求成的心理。次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大跃进”开始后，发生了一些在生产和建设上忽视苏联经验、违反苏联标准和不信任苏联专家的事件，引起苏联专家的强烈不满。1956年底，苏联政府就曾向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议召回苏联专家，理由是“考虑到这些国家已经培养了自己的干部，已经能够用自己的力量顺利地解决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各项实际任务”。

中国政府多次挽留苏联专家，表示仍然需要他们。然而，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提出召回在华全部苏联专家。

据《法制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