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编剧维权成为全球影视业的一个焦点。日前，大洋彼岸美国编剧罢工风云刚刚散去，我国影视圈里一群平日深居幕后的编剧纷纷浮出水面，称编剧在影视剧作品中地位低下，要求提高话语权及地位。“3·15”即将来临，国内的编剧们纷纷摩拳擦掌，开始了自己的维权之路。

这场编剧维权运动由石康、汪海林、高大勇等20名国内一线编剧组成编剧公司为导火索，随后张纪中“编剧为王的想法喧宾夺主幼稚可笑”的言论遭到多位编剧的反驳，最终众多腕级编剧也加入到了维权队伍中。国内著名作家及编剧陆天明日前发表博文《真的该为编剧们呐喊一声了》，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激动地称编剧的权益经常被粗暴地侵犯。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抗抗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王兴东在《增设“最佳剧本改编奖”的提案》中称，“建议在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飞天奖等国内大型影视评奖中，增设最佳剧本改编奖”，呼吁人们尊重和保障影视剧本原作者和改编者的双重权益。专题撰文 晚报记者 杨宜锦（除署名外）

不求称王称霸，编剧只求得到应有的尊重

3月8日，陆天明接受了本报记者电话采访。他表示，虽然与其他编剧相比，自己得到了应得的尊重，他参与的每部电视剧一出品，观众必然首先知道这是陆天明的作品，而非某某导演或制片人的作品，但他仍然要站出来为整个编剧群体说说话，“尤其要直接反驳张纪中之流的言论”。

“张纪中把编剧当成了孙子”

针对张纪中“编剧为王的想法喧宾夺主幼稚可笑”的说法，陆天明称，其实编剧没有要称王称霸的意思，只是要求得到应有的权益与尊重，“事实上，正是张纪中之流把编剧当成了孙子”。在影视圈有句话经常被人提起，即“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但这句话并不代表影视圈对编剧的重视，事实恰恰与此截然相反，陆天明说：“一些导演在没拿到剧本之前，恨不得对编剧下跪，恳求编剧为他们写剧本，或把剧本写得好一些。因为没有一个好剧本，他们没法找人投资拍摄，也就意味着一分钱拿不到。可一旦剧本到手，一些导演在拿到投资的钱后，转身就把编剧给忘在九霄云外。夸张一点，甚至连编剧姓甚名谁都忘得干干净净了。至于在未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就找人去改动剧本，在改动过程中更不会去征求作者的意见，已是圈内的普遍现象。”陆天明称自己的剧本被改动，也是从没人和他商量过，“电视剧开拍后，编剧不可能天天去片场，我这个人是从来不去片场的，在那种场合下，编剧往往显得很无趣”。

“编剧付出最多，但地位最低”

采访中，陆天明称，这种粗暴、野蛮的侵权现象在影视圈，尤其在电视剧圈里已经延续许多年了，在这个行当里，编剧似乎越来越可有可无。很多编剧忍受不了清苦而转行当导演或制片人，因为这两个角色在影视圈里是强势地位。在拍摄过程中，制片人考虑到市场因素要对剧本进行修改，而导演则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对剧本进行修改，但少有人会在修改的过程中与编剧交流这个剧本的艺术构想。陆天明表示：“再好的导演最多也只能拍5年，因为目前绝大部分导演一年要拍好几部戏，他们的时间都是在片场度过的，平时根本没有时间体验生活，更没有时间来思考、构思，这是违反创作规律的，如此改动剧本只会降低作品的艺术质量。而演员更是没时间体验生活，一些演员同时在几个剧组串场，根本没有进行再度创作的时间与余地。因此，在影视剧生产中，编剧是付出最多的，但地位也是最低的，毕竟资金在制片人手里，摄像机在导演手中，他们决定了片子的最终质量。在影视圈，只有制片人和导演才能得到一切，这也正是妨碍中国影视发展的一大瓶颈。”

“文字工作，几生几世未必能干好”

据悉，编剧得不到足够尊重的表现还在于，在影视剧的宣传海报、光碟上，通常都会醒目地印上制片人、出品人、导演、主演的名字，甚至有从来没参与过作品策划的那些“总策划”的名字，但编剧的名字经常没有一席之地。

虽然编剧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并且有很多人劝他也投身于“制片人”的队伍，但陆天明称自己一心只想把文字工作做好，这是个没有尽头的道路，用自己的几生几世都未必能干得好。他还半开玩笑地称自己也攒不够那么多钱来当制片人。

最好的维权方式就是自己做制片人

从小说到剧本，周梅森不仅多产，而且出手不凡：《人间正道》《天下财富》《共和国往事》《中国制造》（《忠诚》）《至高利益》《绝对权力》《国家公诉》及《我主沉浮》，部部作品都广受欢迎。作为知名编剧，周梅森也曾经因为自己的作品被肆意改动而与剧组有过争执，昨日，记者拨通其电话时，已身兼编剧及制片人的周梅森谨慎地表示：“对于编剧来说，最好的维权方式就是自己做制片人。”

“编剧的功劳占50%以上”

周梅森表示，目前我国影视圈既有自己的潜规则，又处于比较混乱的局面，由于存在不少不良商人，导致屡屡出现侵犯编剧权益的事情。在他看来，编剧维权是非常有必要的，毕竟“电影是导演的艺术，戏曲是角的艺术，电视剧是编剧的艺术”，这已是圈内的共识。周梅森认为，像电视剧《潜伏》的导演兼编剧姜伟那样的人才在圈内可谓是乏善可陈，《潜伏》的走红就在于剧本写得非常漂亮，功力扎实。与此恰恰相反的是，充斥荧屏的很多垃圾电视剧就是坏在剧本上。

在周梅森看来，目前国内编剧的地位和收入正在逐步提高，之前一集3万已是天文数字，现在12万到15万一集的也大有人在。对于自己既是编剧又是制片人的身份，他认为对剧组及影视作品是有好处的，保证了作品的艺术质量。电视剧多是20集以上的“长篇”，没有编剧做基础，根本无法维持影视产业的正常发展。他担任制片人时也强调，没有好本子不可能有好电视剧，编剧的功劳在电视剧剧组中占50%以上。

编剧也不能一味为钱写作

最后，周梅森表示，编剧维权自然无可非议，但编剧也应提高整体素质，有些编剧一门心思只想着挣钱，一味为钱写作导致作品粗制滥造，这种创作态度既无益于影视产业的长期发展，也无益于编剧本人的艺术道路。

谁为王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买账

对于张纪中“编剧为王的想法喧宾夺主幼稚可笑”这一言论表示不满的不仅是陆天明一人。张纪中言论甫一曝光，近年来火速蹿升的青年编剧于正就在自己的博客中撰文，以自己运作电视剧的实际经验反驳了张纪中的论点。

不满张纪中大放厥词

于正认为，编剧身兼制作人，可谓最划算的运作模式：“编剧身兼制作人一职，可以在撰写剧本的过程中，预估影视剧的制作周期、流程以及资金状况，从而合理编排剧情，不至于在拍摄过程中因客观原因临时进行大幅改动。在影视剧拍摄及制作过程中，也可以更大程度上尊重编剧的原著、理解剧本的内核。而制作人一职，也能让编剧更了解市场运作规律，使编剧在创作上更靠近市场需要、符合大众审美。”

于正表示，作为编剧和制片人，3年来他只制作自己写的剧本，名利双收，“比起那些会唱高调，一直盲目炒作的大制作人来说要有效率得多”。同时，于正颇有针对性地将自己制作的《大清后宫》《最后的格格》《胭脂雪》等剧收视状况、获奖情况与张纪中制作的几部大型武侠剧相比较，称自己的《大清后宫》赢《神雕侠侣》，《最后的格格》胜《碧血剑》，《胭脂雪》超《鹿鼎记》，他甚至毫不避讳地点名“打击”张纪中：“试问张老师几部大作可有收视前茅的？”他表示，就是不满张纪中“大放厥词，说编剧不适合做制作人”。

于正表示：“很多所谓的大制作人跑这里跑那里，骗骗当地政府的钱，拖长周期，美其名为大戏，其实不过是想乘机丰满自己的荷包而已。拿收视、拿利润比例一看，就知道是编剧责任制强，还是一个没什么文化、只懂炒作自己的纯商人强。”

不能对不起自己用生命筑就的本子

于正认为编剧的地位理应得到提高：“编剧为王，至少不会对不起自己用生命筑就的本子，我写的是我的心，消耗的是我的命，我没有理由糟蹋我自己的东西。倘若有哪个编剧说自己写的东西可以随便拍，给钱就好，那么他就不配称之为编剧，甚至不该立足于娱乐圈，这就是我反驳张老师的最原始动机。但话又说回来，其实谁为王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出好作品，我们在这里叫嚣有什么用，观众不买账一样白搭。”

[ 导演声音 ]

编剧的肩膀太软了

业内人士分析，编剧的维权要求恐怕短时期内很难得到政策支持。影视剧制片人对大部分编剧的工作能力尚不认可，而那些被行业认可的大腕儿编剧似乎不存在此类困境。国内影视剧制作公司老板和制作人对编剧的想法持有异议，一再申明的理由是，影视行业好剧本闹了几年饥荒，只有几个大腕儿编剧的作品有品质保证，其余都需要导演二度创作再加工，编剧的署名权被“压缩”、稿费打折也合乎情理，编剧想要提高待遇无异于文人气的幻想。

著名导演吴天明曾表示：“导演想踩在编剧的肩膀上，可是中国编剧的肩膀太软了，根本踩不住。”他认为，中国编剧需要维护自身权益，但更重要的是提高整体素质。“现在的编剧界集体浮躁，当年我们在拍《首席执行官》之前，找了一个编剧，不料这位编剧不愿意下去体验生活。后来我们又找了一位小有名气的编剧，他来了之后扔下一个剧本就走了，还对我们说‘就是它了，爱用不用’。据我所知，很多导演都有我这样的遭遇。现在，年轻编剧不愿意体验生活，很多大牌编剧则直接找‘枪手’，这样的编剧队伍，能写出好剧本吗？”金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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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路漫漫

编剧维权，其实一直都在悄无声息地进行，只不过从未像这次集体爆发。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就发生了几起比较大的编剧维权事件。如八一厂康丽雯编剧的《马石山十勇士》电影海报上，连会计的署名都写上了，但就没有编剧的署名。后经报道后，侵权方重新印了更正版。还有李树型起诉张之亮侵犯其在影片《墨攻》中的编剧署名权，也以胜诉告终。此外，麦加的小说《暗算》改编成电视剧之后，播映时竟然找不到“根据麦加同名小说《暗算》改编”的字样；作家柳建伟的小说《爱在战火纷飞时》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原作者愣是看不到自己的署名，后来在录像机上反复找了3遍，最后用遥控器按住定格键，才能勉强看见几个模糊的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