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奎林

《裸奔的年代》（花城出版社，2009年1月版）是墨白“蜕变”三部曲的第一部，主要讲述了主人公谭渔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从农村走向城市，但却在社会嬗变的欲望化过程中产生了人性变异，其道德底线和价值信仰在商品经济和市场消费中开始堕落，先后与多个女性发生各种关系，最后一无所有。小说一方面展示出乡下人进城后，面对逆境与屈辱而不屈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人在社会变迁进程中，无法承受生命之重而导致了人的精神蜕变与抗争中的人性救赎悲剧。于是欲望与时间成为《裸奔的年代》的两个阅读支点。

首先是小说的欲望化表述。阅读这部小说让我想起了路遥的《人生》与《平凡的世界》，尽管叙述视角、叙述方式、情节安排以及结局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作为弱者的主人公都在冷眼和嘲讽的屈辱中历经艰难的挣扎，这是无数民众在曲折生存中面对逆境的精神镜像。如果说路遥的作品传递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计划经济松绑时城乡交叉地带底层人的追求与超越，那么《裸奔的年代》则传递出上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瓦解人的精神信仰时刻，底层人面对裂变世界的异化与困惑，其欲望导致的悲剧意义更是直抵人心。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全面复兴，摧毁了五十年代建构的革命价值体系和八十年代出现的精神启蒙传统，人性恶和国民劣根性在人性善的弱化与媒介的兴起中开始凸现与复活，自由、民主、信仰逐步被金钱、欲望、享受所取代。尤为重要的是，固定在土地上几千年的农民开始打破户籍管理的限制，走向代表现代化进程的城市中寻找自己的幸福生活和欲望想像。这既是一种进步，但同时也暗含着各种诱惑，就看谁有定力能够在道德、伦理、欲望与责任之间进行抉择与坚守。谭渔在《裸奔的年代》中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离开农村奔向都市，从颍河镇到锦城到都市，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多倍的努力，艰难地朝着精神自由的方向行走。但是由于中国严格的城乡二元体系的存在，使得农村比城市低一个层次，人格和精神上似乎也不得不低人一等。面对这种不公与屈辱，谭渔低弱的声音和身影、痛苦、无奈以及爱恨迫使他产生了精神裂变而迷失在欲望丛中。因为社会的蜕变和欲望的诱惑又导致人性的蜕变，并冲击着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底线。这是一代人的精神影像，但在作者笔下却更有着悲剧的意义。

而且，时间成为小说《裸奔的年代》的另一个切入点。墨白对小说的标题命名为“漫长的三天”和“两个短暂的季节”，横跨了二十世纪末的最后十年。具体的时间标识作为人生历程的一个回忆和纪念碑，成为作者本人和作品主人公精神交流的一个支点。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这5个时间支点都是在春和冬这两个冷暖交加的特殊时段，代表情感变化最为剧烈的春、冬的选择，是作者根据文本内容而提炼的，这也为文本的情绪基调奠定了基础。时间改变一切，在强大的时间面前，谭渔显得无能为力，5个时间段成为谭渔从农村走向城市进程中成功、失败与困惑的精神展演，其情绪、人格、精神在异化与坚守的对抗中显得独立卓绝却又一筹莫展。因为谭渔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青年，还没有建构自己的抵御策略就被世俗社会和欲望所诱惑与腐化，于是，通过征服生活中的女性来证明自己征服城市的努力，进而寻找自我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谭渔与项县的锦、信阳的小红和小慧、锦城邮局工作的赵静、从锦城调到省城的叶秋以及谭渔在陈城的结发妻子兰草等女性的关系成为小说的脉络，爱情、婚姻与性是谭渔精神释放的一个重要出口和征服城市的象征资本。然而，在时间的淘炼下，谭渔通过情爱进入城市并试图征服城市的路径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小说通过外在自足的叙述形式，膨胀相连的语言和内在回忆式的现代个人经验胶着自洽，从而呈现出单元时间内的事件的反复和螺旋发展的个人记忆的痛苦、黑暗与阴冷的心理情态。谭渔满怀希望从起点奔向未来，又绝望地从终点回到起点，当谭渔一无所有地回到最初温暖的地方——与孩子和妻子在一起的家里，然而由于他自身的过错，妻儿早已和他恩断义绝，儿子已经不再原谅他，这骤不及防的打击让他异常痛苦。于是他孤独一人坐在人祖伏羲的墓前，望着灰暗的天空绝望而伤感地发问：“明天我要到哪里去”，作为时间希望的“明天”在谭渔的内心安排中已经毫无意义。因此，谭渔茫然无助的凄凉、苦楚而孤独的精神状态无不让人唏嘘，文本在感伤的情绪中走向没有结局的结局，如歌的行板在飘逝的晚歌中变得郁郁而阴冷。也就是说，谭渔不是一个成功者，他的忧伤、痛苦、孤独、无助、迷惘和绝望油然而生，似乎成为它的集体无意识，而作者把谭渔作为一代人的精神缩影凝聚在这一个时间点上，其隐含的启示意义油然而生。

总之，作家墨白的个体生存经验和对历史意识的独立思考使他的小说承载着社会文化变迁中的精神记忆。在小说《裸奔的年代》中，欲望与时间不仅改变了人物的存在命运与日常生活，而且也使小说贯穿着一种暗红色的悲剧宿命以及人性生存困境的无奈选择，从而给人一种历史苦难蜕变造就的尖锐的刺痛感和人性的荒芜感，进而传递出作者对生命的终极思考和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