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人披露一个什么消息或者争执一件事情，举凡见证，会说“报纸上说的”，听者坚信不疑，争者战火平息。报纸多导向，多权威。现在说“报纸上说的”差不多是指省会郑州十数家媒体了。过去是具指《郑州晚报》，尤其是“文革”前的年代，那段时间的几十年里，郑州的市级报也只有它一家，别无分店。晚报是郑州的脸面、窗口，也是城市居民的精神食粮。

我就是坚信“报纸上说的”，我信的也是《郑州晚报》。

一

已是花甲之年的我，想想这么多年读晚报、给晚报写稿，除了喜欢当年的“晚话”，每天翘首等待恋人般地等看晚报的连载小说《桥隆飚》之外，有两个报人我终生难忘，一个是《郑州晚报》的总编周政，另一个是副刊主任郑蓝云，尤其是郑蓝云是我写作的启蒙老师，是郑蓝云将我的写作兴趣点燃，无论写好写糟，我从未放弃，一路写到花甲。他们当时怎么想的，我无从知晓，但他们对工作的热爱、负责，也就是现在说的敬业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要说这几十年，我写作是业余作家，办报、办刊、编书也是业余的。我无缘受他们的领导，学他们是“抽象继承法”。

二

周政任《郑州晚报》总编时，曾提出晚报的风格和特点，应是新、杂、广；晚报应当像公共汽车一样，人人都能坐。1966年夏天，开他的批判会，将他办报“新、杂、广”视为修正主义办报路线，“公共汽车”是把党报庸俗化。那一年，是在省工人文化宫露天剧场，一个骄阳似火的夏天，周政站立舞台中央，一排人列队上前揭发，他既要不停地扶眼镜，还要站立作记录。我是在这么个场合听到这两句办报路线的“核心内容”的。1967年1月，我与晚报的两位同志出差去上海，周政同路去探亲，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我们没买车票，他买了车票被小偷偷了，他不理解，坐车为啥不买票，小偷偷他的车票倒卖给谁。我们大笑不止，他竟然把没买票和偷票联系起来。

他会办报，不善表达，一口上海话，我听得最清楚的是口头语“他妈的”。他妈的，我的意思是办报要走群众路线。后来说到写稿，他问清是我，摘下眼镜看着我，说，写什么写？读点马列，你看共产党宣言，简直是文学作品，系统地读书，再说了，你写稿的目的要纯。多少年之后，我在出任一家报纸的总编时，“抽象继承法”了新、杂、广。虽是行业报，群众喜闻乐见，也是“公共汽车”。1969年我在市委一个部门工作，招女兵，我负责联系，周政的女儿应征，在郑州饭店见到了看女儿的周政，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给领导写讲话稿，他扶一下眼镜，看看我，说，这也是生活，他妈的，干好。

三

我结识郑蓝云是在1965年，我参加市委五好劳动竞赛工作组，受到市委党刊《郑州通讯》的表扬，晚报副刊约我写稿，我接二连三地给晚报投稿，接到的是郑蓝云的热情退稿信，他说：“富海同志，要积累生活，多观察，多锤炼，不要急于发表，稿子有基础，我们一块儿商量改。”作为通讯员的我，接到的不是铅字退稿信，已知足。况且是亲笔回信呢。我等到了“稿子有基础”的那一天。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郑蓝云骑车来到酒精厂帮我改稿，进屋，他没顾上打扫身上的雪，先说周政批评了他，不能在办公室改稿，不能一回信了之，要下去和通讯员交朋友。将我3000字的稿件改成800字的散文，他打开书包，取出稿子念给我听，说，就这点是个东西。

800字发在1965年12月25日的《郑州晚报》副刊“一代新风”栏，篇名《锻炼》。就是钢笔字变成铅字的800字，点燃了我写作的热情，尤其是郑蓝云的宽厚、真诚感染了我，我写得多，发得少，发与不发，郑蓝云都会有亲笔回信。这个做法，我学了，用在我办报、办刊与作者的交流中。多少年来，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手写，到现在不会用电脑，仍然是“手工面”。手工“擀”出了500余万字。

假如说是《郑州晚报》培养了我，弦外之音是我现在已经怎么样了，但是，我这么说是直抒胸臆的，那个多雪的冬天，那个炎热的夏天，周政、郑蓝云给予我的启迪，那是晚报为我播撒的种子，生根发芽结果在我身上。我会很荣耀地说，我当了《郑州晚报》半辈子的通讯员，我还可以“不知羞耻”地说，我曾与周政、郑蓝云“同行”过。

赵富海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郑州市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