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知识分子”只是“知道分子”

记者：精神的流浪和漂泊是《一句顶一万句》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但我发现，其他作品认为精神的流浪和漂泊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大都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而你作品中的人物，皆是些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你这种高级“精神”与低等“身份”的巨大转移，出于什么动机？

刘震云：原因很简单，我不认为我这些父老乡亲，仅仅因为卖豆腐、剃头、杀猪、贩驴就没有高级的精神活动。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活动特别“低等”，他们的精神活动就越是活跃和剧烈，也更加高级。还有，“知识分子”的概念如何界定？读了几本书，就成了“知识分子”？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不过是“知道分子”罢了。许多作家假装是“知识分子”，他们一写到劳动大众，主要是写他们的愚昧和无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采取的姿态是俯视，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就像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场慰问演出。或者恰恰相反，他把脓包挑开让人看，就好像街头的暴力乞讨者，把匕首扎到手臂上引人注意。除了这种描写特别表象外，我还怀疑这些人的写作动机。

记者：你的意思，你打破了这种“知识分子”的写作？

刘震云：如果这不是嘲讽的话，我还真准备接受。我跟这些“知识分子”不是一类人。

我不在“文学界”，在“老庄界”

记者：请谈谈现在的文学界吧。

刘震云：这倒难住我了。因为我跟这个界很少走动呀。不知里面都做些什么。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记者：那你属于哪一界？

刘震云：非说界，界得有归属感呀。要从这个角度论，我除了在北京写作，还是回咱们河南延津比较多。来往比较多的，还是俺村那些人。剃头的、杀猪的、卖豆腐的、当厨子的、在戏班子里敲梆子的、出门打工在建筑工地爬架子的、在洗澡堂子当服务生的……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有时我听舅舅表哥一席话，胜在北京读十年书。我们村叫“老庄村”，如果非有一个界，我又自愿加入的话，我属“老庄界”吧。

生活中我有点“二”

记者：在生活中你是什么样的人？

刘震云：多数的时候不大着调，甚至有些“二”。人清醒的时候看不出来，喝高了就看出来了。跟我喝过酒的人都觉得我不靠谱。喝酒跟干事情一样，也分三种人：一、能力大，胆子大，能干大事；二、能力大，胆子小，能干小事；三、能力小，胆子大，就会坏事。喝酒时，我属于第三种。

记者：你的作家身份广为人知，但近几年大家常常在电影界看到你，这是怎么回事呢？

刘震云：咳，为这事我没少挨“刺”，连我妈都说我不靠谱。我仔细分析过这件事，一、本来我不是人来疯，不适合做演员，为什么就去演戏了呢？怕还是小时候的理想在作怪，想去戏班子敲梆子。二、这事也怪别人，就是这些戏的导演。怎么会发现我身上有表演的细胞呢？不会是故意害我吧？三、“刺”我的人认为是件大事，我的认识恰恰相反，就跟去菜市场买趟菜一样，“值得什么，还恁地说”。四、时间也不长，每部戏里，也就仨俩镜头，吃顿饭加抽袋烟的工夫，比去内蒙贩驴容易多了，不耽误我干别的。五、我不是一个多么爱惜自己羽毛的孔雀……

这是我愿意送人的一本书

记者：你的长篇中有一半是以故乡为背景的，你对你的故乡是什么感情？

刘震云：故乡不但教会了我走路和说话，还教给我丈量世界的基本概念：东西南北，大小多少，亲疏远近……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我从这些父老乡亲身上，明白他们生活在细节里；“社会”和“历史”，只是他们所处的表象；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不是人少的孤单，是人多的孤单；孤单种在心里，就长成了孤独，但他们就是不说；比这些更重要的，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跟这个“社会”和“历史”完全不同；但他们仍然不说。他们不说，我有责任替他们说出来。

记者：你自己怎么评价《一句顶一万句》？这本书会被改成影视吗？

刘震云：是我写作以来，写得最好的一部书。是我自个儿愿意送人的一本书。至于会否改成影视剧，目前我还没接到朋友的电话。